通城县文化局 罗正亚
关于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结局，《明史》、《乾隆御批纲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所有钦定正史唯有“通城”一说。鉴于“通城说”被“通山说”戏剧性地“更正”，兹根据“通山说”的一些所谓证据，谈谈我的一些观点；
一、“通山说”之所以能取代“通城说”，首先靠的是篡改文献。
如1956年的《历史教学》关于李自成墓葬的考证函件，在引用康熙四年《通山县志》时，说“李闯墓在九宫山下牛迹岭。顺治二年，贼败窜通山，六都人程九伯集众杀贼首于小源口，葬此。”并强调“修于康熙四年（距自成殉难才二十年）的”《通山县志》则早就记载了这件事情，并且记载得很详细而且具体，说杀害自成的是邑（恶霸）程九伯，程九伯是六都人，自成被害地点是小源口。（《历史研究》1956年第六期）其实，原文中并没有‘九宫山下’和‘自成’等字样，经某些人一掺假，就变成“最为有力”的证据，以致连郭沫若都不得不信以为真。
二、所谓“永昌马镫”和“自成佩剑”之类文物是虚假的，不能作为佐证。
1956年，《历史教学》编辑部在关于李自成墓葬问题的考证函中谈到：“相传道光年间，牛迹岭居民锄地发现一副马镫，上有永昌年号（自成建国大顺、年号永昌）；直到光绪年间，在通山还有自成佩剑藏九宫山的佐证。”有“永昌年号”也不能断定这是闯王遗物。东晋时也有“永昌年号”，而通山九宫山是因晋安王九兄弟在此山建九宫殿而得名，故此马镫有可能是晋王室的遗物。
后来，通山文化馆征集到一只有双龙衔珠装饰的铁马镫宣称这是“闯王遗物”。姚雪垠先生认为：“龙是皇权的象征，除非皇上，没有人敢用双龙衔珠的精七样式装饰马镫，踏在脚下，表示自己的身份。李自成是大顺皇帝，所以这是他的马镫无疑……不管如何，双龙衔珠的装饰就是铁证。”很显然，这个结论非常武断。因为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不仅仅是皇权的象征，而且是种吉祥物，不管是朝廷还是民间，用龙装饰的器物多得很（如鄂南的一种瓦棺必塑双龙衔珠，又如通城古代雕花大木床就有龙凤呈祥图案），好龙的叶公多得很。有哪个朝代的礼制规定只有皇帝才能踏这样的马镫？再说，李自成在北京登极后仍是毡帽箭衣，会特制专用马镫？
至于那把自成佩剑，姚先生说：“在解放初被县民兵大队姓苏的副大队长拿去，后来他调到别处工作，将宝剑带走，如今毫无下落。”请问，一位受国家调配的干部能查不出名字和去向？其非法私占国家珍贵文物能不追究？
如上述之类虚假的文物，还有“大顺皇帝李鸿基之墓”碑、《甲申弋闯志》、“九代祖考程公华楚老大人墓”碑等。前两项早被唾弃，后者也有必要点破一下。它假在哪里呢？假在碑右刻着：“妣陈氏改醮高湖朱姓”。试问：在推崇三从四德的封建社会，有将老祖母改嫁的事铭刻在碑的先例吗？用这样的“铁证”将“通山说”反复“锤定”，可堪一击吗？
三、靠“误”字不能圆通山说
“通山说”是靠“误”字堆成的。如说“通城是通山之误”、“李延是李自成之误”、“甲申是乙酉之误”、“军门终是佟岱或佟养甲或佟养和或罗绣锦之误”、“仲春是仲冬之误”等等。总之，凡不利于通山的文字证据，一概判为“误记”，（比如：所有殉难九宫山的证据都成了通山的专利，化不利为有利恰如遗山论文所斥之法。）。现海外华人出版的史书和历史教科书仍坚持“通城说”，凭一连串的“误”字来标新立异，能使普天之下的炎黄子孙达成共识吗？
四、李延不是李自成，而是李自成的部将，和大顺南召守将李延大可能是同一个人。
持“通山说”者，以康熙《通山县志》和《程氏宗谱》互相印证，说李自成在通山为程九伯所杀。恰恰相反，这两份原始资料只能有力地证明程九伯所杀的不是李自成，因《程谱》明白无误地写着程九伯所杀的是“闯贼李延”，而康熙《通山县志》只说“九伯聚众杀贼首于小源口。”“贼首”不等于李自成，李延更不等于李自成。不过，李延确有其人，这个名字不仅在通山的志乘中出现过，而且也在通城的家谱中出现过。《彭城堂金氏宗谱》康熙丙申谱序中记载：“李延、李自成流寇猖狂，其烧毁民居，也不殊秦火之虐焰，凡吾族之谱牒与应必谅公之绣衣、诰敕，藏于金轮寺之天棚者，尽为煨烬。”李延到底是谁呢？我认为很可能是大顺军在其老根据地伏牛山区的南召守将李延大。人们对“李延大将军”的称谓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李延是大将军；一种是“李延大是将军”。这样，人们就很容易将“李延”和“李延大”混淆。因为李自成称过大将军，所以，某县官就以此为契机，指鹿为马，将李延冒称为李自成。
五、第一个“通山说”者是清方首任通山县令，第一个否定“通山说”者是清方首任湖广总督。
费密所著的野史《荒书》是“通山说”的主要支柱。该书在叙述李自成的结局时写道： “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脊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伯者，下与自成手搏，遂辗转泥泽中。自成坐九伯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氏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自成之亲随十八骑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人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
上述内容有很多不合情理之处。“殉难处”即是山岭，又怎么可能“辗转泥泽中”。自成在孤身奔逃时亦不可能刀入鞘。如果自成的亲随中真有出首者，出首者为何不随官行查，入山验尸？当然，文中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结合在《通山县志》和《程氏宗谱》，我们可以知道，程九伯和当地人并不知被杀者是谁，也不敢出认，只是由于三个月后到任的县官想邀功请赏，亲自入山，指鹿为马，“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怂恿他去武昌“献贼首、珠盔、龙袍”，从而泡制出了“李自成死于通山说”。但是，当时的首任湖广总督佟养和却没有轻信县官提供的人证、物证，在验明正身后，立即将“通山说”枪决了，他之所以委程九伯当个德安府经历的小官，是因程九伯确实杀了一个了“贼首”，毕竟有功。如果程九伯杀的真是李自成，那总督一定会将首级示众，并立即上报阿济格和朝廷。因找不到李自成的首级正被朝廷“召而斥之”、“事觉认罪”的阿济格，此时岂有不鸣冤叫屈之理？朝廷对这位立下奇功的人物岂有不直接嘉奖之理？各地方官对这件名震朝野的大事岂有不庆贺之理？正因为“通山说”在当时就会被否定了，所以《通山县志》和《程氏宗谱》只能记“杀贼首”、“杀李延”，而不敢记被杀者为李自成。还有一点也不能不问：既然杀害李自成的凶手已暴露了，为什么牛迹岭一带的各姓家谱中没有闯兵报复的记载？
六、《纪灭闯献二贼事》的作者、《明史》总裁张玉书是由“通山说”、“东进说”者转变为“通城说”、“南下说”者的。
张玉书《纪灭闯献二贼事》详叙了所谓李自成东进九江，走死通山九宫山的过程。因此，持“通山说”者称此文为“记李自成死于通山的最可信的史料”（张国光《驳所谓李自成“退隐湖南石门夹山为僧”说》）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张玉书在总裁钦定《明史》时，通过去伪存真、挤水打假，否定了这些“最可信的史料”，得出了“自成走延宁、蒲圻、至通城，窜于九宫山”的正确结论。张玉书作为一代文豪，当朝重臣，他的观点能左右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皇帝及历届编纂人员。如果他不将根据旧有传说写的《纪事》予以“注销”、“予以更正”，各种钦定正史能坚持“通城说”吗？同时，同治《通山县志》关于李闯墓的说明又加入了“相传”二字，这个转变是无缘无故的吗？
七、李自成放弃西安南下是一次战略性的大退却，目的是想到南明的后方去建立抗清根据地。其出武昌的诱兵先东进后南折，是想诱清兵将矛头指向南明福王政权，好坐山观虎斗，为主力南下和李过部东移创造条件。
为证明李自成走死通山，有些人从李自成进兵路线上作文章，说“自成到武昌，原计划顺流东下江、皖”，只因“谋顺流东下不果复回兵鄂南”经过九宫山，“其为东出通山而不敢南走通城”。其主要依据是阿济格在奏疏中说过，李自成“声言欲取南京”。
李自成是不是欲取南京呢？这要结合当时的军事形势，从战略上来分析：
1645年，李自成败退西安，清廷派出的多绎、阿济格两路大军逼近关中地区。李自成在打不赢的情况下，遂采取惯用的“以走致胜”的策略，放弃西安，率军南下，沿途调集各地人马一起“长征”，只重加强实力，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撤退从容有序，行动鬼神莫测。阿济格率军猛追不舍，但“不得自成所在”，摸不清大顺的主力在哪里，到处扑空，所占几乎都是空城，战线越拉越长，一直被李自成牵着鼻子走。李自成渡长江过牌州，在荆河口击败南明左良玉的马进忠、王允成部后，使“武岳大震”。这时，武昌左良玉部面临清军和大顺军的双重威胁，“左帅恐，不能不徙”，就以“清君侧”为名，率部离武昌东下，有意让大顺军去武昌充当挡箭牌。而自成却想引祸水东流，在进驻武昌后，不仅改县名、设县令，“运铜炭铸永昌钱”，还暂驻老营于此，派刘宗敏等重臣调集船兵，“声言欲取南京”。清方以为武昌“自成贼巢在焉”（《满州名臣传》卷九路会列传），不顾一切地猛扑过来。李自成则派一支诱兵大张旗鼓地水陆并进，以诱清兵东进去和南明福王政权火拼，然后坐山观虎斗。清军果然中计，“亦分水陆两路蹑其后”，穷追猛赶。李自成的诱敌之师却采取“分兵定所向”、“以迂为直”的策略，有计划地分批登岸南折，并给清方造成一种“兵尽力穷”的错觉。诱敌之师且战且退，大部分在道士袱、富池口等处陆续登岸，到保安、金牛间集结，与从牌州转移过来的主力会师，然后经咸宁、蒲圻过通城。诱敌的先头部队虚晃一枪后，也在九江以西突然弃舟南下，经瑞昌、武宁、进入宁州。东进的诱敌之师决不会真正攻九江、南京，和南梦庚、袁继咸的重兵纠缠，自投多铎、阿济格的罗网。李自成南下的意图是想深入到南明福王政权的后方去，在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建立新的抗清根据地。
八、通城是李自成在南方开辟的抗清根据地的中心，是李自成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地方。
说通城是李自成在南方开辟的抗清根据地的中心，主要依据是：
1、所有饮定正史都肯定李自成的最后落脚点是通城。
2、顺治《通城县志》康熙增刊和同治《通城县志》都记载：大顺军在通城建立了地方政权，委派了县令汪一位。汪一位是有史记载的大顺军设立的最后一位县令。这说明，通城是李自成称帝以后最后行使皇权的地方，是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地方。
3、王夫之《永历实录》中载：“自成既东渡，南望大江沧莽，山川缪错，卒不知所向。惟见（虏）骑西来，则益东走，遂由巴陵北境奔入江楚界，南渐浏阳，北迄通山，东抵宁州。鸟惊兽逸，掠食千里。武岳间居民惊贼猝至，亦不知所自来。五月，自成至九宫山，食绝，自率轻骑野掠，为土人所杀……”，这段话为通山说者一再引用，我们却正好从中看出：
自成东渡南望是想继续南下。东渡南望之外的长江流向是由南往北，即当年孔明借东风的赤壁附近的牌州，他是在北处决定“所向”，“遂由巴陵北境奔入江楚界”。巴陵北境即巴陵与蒲圻、浏阳、通山、宁州的中心。假设江楚界是指的通山九宫山，那东抵的不是宁州而是武宁，南渐的不是浏阳而是宁州。
4、《永历实录》还载：“李自成渡江（如）入无人之境，由蒲圻走死九宫山……”这不仅说明通城一带敌人兵力空虚，而且可和正史印证，李自成由蒲圻进入通城的路线不会有错，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不会有错。
5、《延陵堂吴氏宗谱》记载：“乙酉夏五月，闯兵踞扎通城数月，合邑民室，尽为兵室。”可见，大顺军驻通城的兵力相当多，必定是主力部队。
6、《通城县志》中不仅是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的详细记载，还有李自成本人活动的记载，如：“薄刀仑，义口图。明末被流贼李自成挖断”。而通山的旧县志中找不到“李自成”三字。
7、记载李自成死于通城的外县志乘不少，计有《米脂县志》、《武昌县志》、《江夏县志》等。
8、通城临近各县的志乘中，进通城的大顺军被称为“闯贼”、“闯兵”、“流贼”，出通城的大顺军则被称为“李闯溃贼”、“闯贼余党”、“部贼”、“李自成余党”，现各举几例如下：
光绪《武昌县志》：“乙酉，闯贼肆掠……贼复由保安来袭”；光绪《咸宁县志》：“咸非用武之地……闯贼亦恣蹂躏”；同治《崇阳县志》：“陈效源，居方山下。顺治乙酉，闯贼窜崇”（方山：蒲圻经崇阳过通城的捷径）。
光绪《巴陵县志》：“李自成渡江，由蒲圻走死九宫山，其部贼数十万大掠巴陵……其酋一只虎由通城入巴陵……”；《宁州县志》：“顺治二年五月，李闯溃贼数万，奔入宁境……”；同治《平江县志》：“国朝顺治二年五月，流贼李自成余党大掠县境……是年五月，贼酋刘体纯自武昌入县北乡（按：平江北乡与通城接壤），七月贼酋吴汝义自宁州入县东乡，据黄龙、幕阜、东阳诸山（按：黄龙山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处，主峰在通城境内），又有田酋（按：田见秀）以是月入据中洞等寨”（中洞在通城县城与平江县城之间）；同治《临湘县志》：“顺治二年五月，闯贼余党走湖广、江西，其酋一只虎引贼众由通城入巴陵，有巴民率乡勇御之，贼遂分其众数万，屠洗乡村。”上述情况与《明史·何腾蛟传》所说的“李自成毙于九宫山，其将刘体仁、郝摇旗等以众无主，议归腾蛟，率四、五万人聚入湘阴”的记载相吻合。
由通城走湖广、江西的大顺军都成了余党、溃贼，这不是说明李自成已死于通城吗？大顺军的主要将领刘体纯等都由通城走湖广、江西，并各有人马数万，难道还能说李自成和大顺军的主力没到过通城？
9、“顺治二年六月，大清取通城，安官三次，土寇三逐。”（《延陵堂吴氏宗谱》）。大顺军在通城驻扎到九月，而清军在次年二月才能进入通城。此时，李三捷的部队还在通城坚持抗清，兵败以后，仍游击于药姑山区（见《通城县志》）。象这样坚决抗清的事例全国有几个？如果没有大顺军的组织发动，没有大顺军作坚强后盾，抗清根据地的人民能取得连续的胜利吗？
九、所谓李自成进入通山的地点，各种假设都不能成立。
持“通山说”者非要将李自成死于通山而后快，但又在李自成进入通山的地点上各持已见。
李文治先生认为自成是谋顺流而下不果回兵鄂南经过通山九宫山，对《明史》的“走咸宁、蒲圻”的说法没有提出异议，步其后尘者则附和说“只不过是把县名搞错了”，由于蒲圻和通山不接壤，所有此路不通。
柳义南先生不同意李自成部队由武昌东进九江转入通山的观点，但还是想钻入通山，说：“五月初四日，李自成率大顺军离金牛、保安进入通山九宫山”，根据来源于《蒲圻县志》的这段记载：“乙酉闯贼来……（李侍义）率乡勇逆战于大田畈。贼溃走，生擒数人磔示之于花路亭。贼屯黄茅山、杨林诸处……贼大惊，散渡临湘河而南。”他“按大畈是金牛与通山之间”，作出大顺军由金牛入通山境内的结论。他这样推断是没想到《蒲圻县志》记的是蒲圻的事，更不清楚鄂南有很多相同的地点，如蒲圻和通山都有“大田畈”和“杨林”。但将全文连贯起来看，发生战斗的杨林、大田畈附近还有黄茅山和花路亭，这些名是通山所没有的，尤其是“散渡临湘河而南”，更不可能发生在与湖南临湘无边界的通山。志书中的大田畈不是金牛、通山间的大畈，而是蒲圻县西南的大田畈。因此，这段记载只能证明李自成所率的大顺军由蒲圻大田畈及临湘河进入通城。
童恩翼先生认为，李自成率部由武昌兴国州，“目标方向是由此进赣西北，以从瑞昌，武宁、宁州沿着幕阜山脉南麓进入湖南平江、浏阳地区”，否定了“大顺军东下要占领江南” ①的说法。但他转来转去还是让李自成在通山九宫山下的李铺陷入了清兵的包围圈。至于从什么地点进入通山的，还是没说清楚，因他从这一带的地方资料中同样找不到李自成及大顺军进入通山的依据。又，从武宁往宁州，本有路可走，何必去行高山鸟道。
智夫成先生认为：“向湖南进军一由九江以西经兴国州，至九宫山。”理由是《满州名臣传》中，有清将湖沙等人追击李自成“东至九江口”，又“追败之于九宫山”的记载。湖沙等人自我标榜的话经不起分析。当时的九江还在南明手中，李自成的兵在“九江以西经兴国”跑了，湖沙等人误入九江口，还能“追败于九宫山”吗？
姚雪垠先生则有独特的文学创作构思：“李自成继续往东逃，又在桑家口和九江附近两次被清兵追上，船只完全被清兵夺去，他仅率很少数残兵败将折向南去，在赣西北修水县（明为宁州）境内与白旺相遇。白旺劝其留在军中，自成不肯，率领很少人马由横路（镇名）转入通山境内，可能是企图到蒲圻一带寻找部队，不幸死于九宫山下……”同时，他还根据赝作《戈闯志》锤定“李自成牺牲于顺治乙酉五月初二日”。②这段故事作为文学范畴是无可非议的，但置之于史学研究中，则是于史无证，于理荒谬，纯属虚构。在人数和时间上与《通山县志》“顺治二年五月初四，闯贼数万人县”的说法难以偶合。在进入通山的地点上，九宫山在宁州北面，欲去蒲圻，必定偏离大方向，犯路线性错误。在此，我想提醒姚先生一下，《修水县志》有载：“顺治二年乙酉（五月十下）……三元命一老力者，摇铃于市曰：‘都来看，三日后有好事显现’……三日后，果闯寇破城，屠戳殆尽。”按时间推算，大顺军五月十五日才破宁州城，李自成是何时在宁州境内和白旺相遇的呢？
更为离奇的是毛彦斗的新发现：李自成“由兴国州游屯至江西”，并在“距九江四十里许”处，由太平山进入通山县境。其主要依据是《荒书》所云：“大清追李自成至湖广，自成尚有残兵三万人，令他贼统之，由兴国州游屯至江西。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县过九宫山即江西界。”这段胡编乱造的情节荒涎无稽，李自成岂有将三万人交他人统之，由兴国去江西而自己带十八骑分道扬镳去数百里外之九宫山的道理？毛彦斗大概觉得李自成脱离大部队不安全，就让他一起“由兴国州游屯至江西”，“复取道太平山西去”进入通山县境。其资料来源有三：一是同治《武宁县志》载：“五月，闯贼余党步骑数万，由湖广兴国抵县……驻营五日，复取道太平山西去。”二是《太平道谱》记：“当时自成剩残兵数十人，意欲上太平山西去。”二是《太平道谱》记：“当时自成剩残兵数十人，意欲上太平山扰乱。忽见一仙家立在云端，异样形容，红光万道，挡住去路。众残兵……各叩头仍转来路而去。”三是从太平山发现的《茅田重修族谱序》云：“顺治乙酉三月，闯贼扰境，由湖口渡江南遁，越九宫奔四川，官兵追之。五月初四日，兵马数万绎集里中……”上述引文中，“闯贼余党”非李自成本人；因太平山处幕阜山脉东段，“取太平山西去”，必定是入宁州（修水）；仙家挡路乃是神话，况且李自成等仍转来路而去；“越九宫奔四川”是张献忠的事，与李自成无关。
十、阿济格的奏疏假话连篇。阿济格和何腾蛟两份奏疏中九宫山肯定是指通城。牛迹岭不属通山九宫山。
记述李自成死事最早的历史文献是阿济格的奏疏。可这份奏疏假话连篇。 他说：“大败贼兵八次，贼兵尽力穷窜九宫山”事实上，他自出西安一直找不到大顺军的主力，所占的几乎都是空城，大顺军不但未到兵尽力穷的地步，反而在行进中集中兵力，壮大了队伍。阿济格真正的战果是“追至贼老营”，而这是因“霪雨连旬”，“忽狂风聚起，对面不见”，老营的老弱病残掉队所致，“此固天亡之也”。
关于李自所的死事，阿济格说：“随于山中遍索李自成不得，又四出搜缉，有降将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识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他上报的情况显系根据降将、俘虏的口供发挥出来的，并有意含糊其词、混冒图功。前面的“随于山中遍索”，说明已占九宫山。后面的“俟就彼再行察访”，则是“等到了那里以后再行察访”的意思。其实，这个九宫山远在通城，他一时去不了。如能“遍索”、“搜缉”、“往认”，那即使“尸朽”，搜缉者也能取到龙衣、佩剑之类的物证，往认者也能验明死者的特征，围困者也能说出死者的模样。如果李自成不是自缢死，而是被程九伯等人所杀，那清方一定能在朽尸处找到立功者，使程九伯成为头号新闻人物而名扬天下。
“通山说”者公认：“记述李自成殉难经过最详实而可靠的，是明方总督湖广四川云贵两广军务的何腾蛟。”③我认为，何腾蛟奏疏里所说的九宫山只能是通城九宫山。他的实据是归顺他的大顺将领众口一词：“（李自成）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相随伪参将张双喜系闯逆义男，仅得驰马先逸，而闯逆刘伴当飞骑追呼曰：‘李万岁爷被乡兵杀死下马，二十八骑无一存者。’一时贼党闻之，满营聚哭。”通山的九宫山“排空叠嶂，鸟道萦盘”，能“驰马先逸”、“飞骑追呼”吗？显然不能。以这个奏疏来论证李自成死于通山，必定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还必须指出的是：所谓的通山李闯墓在牛迹岭，牛迹岭属大仰山，不属于九宫山。大仰山与九宫山之间还隔着太阳山。大仰山比九宫山要大，太阳山比九宫山要高。从牛迹岭到九宫山脚下有四十多里。旧县志所载“通山县总图”也标得很清楚，各山的范围都明确。光绪《九宫山志》说得更清楚：“大仰、太阳二山在九宫山西，为九宫来龙”，也就是说九宫山是大仰、太阳二山的去脉。大仰、太阳二山不可能是九宫山的支脉。有人说牛迹岭是九宫山系统中的一个小山，或说成是九宫山的支脉，这是不切实际的。但又有人解释说：“人们历来总是习惯用一座名山来概括其周围的地区。”便如‘井岗山的斗争’、‘战斗在太行山上’等等。因此，从广义的角度说，牛迹岭属于九宫山山区。④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妥，因为九宫山不具备概括大仰山的资格。只有幕阜山可概括幕阜山脉中包括九宫山在内的所有山，我们可以说李自成殉难于幕阜山，绝不能说李自成殉难于通山九宫山。
十一、通城的九宫山否定不了，也贬低不了。
“通山说”能取代“通城说”，一条主要理由是说：“自成殉难于九宫山是没有问题了，问题在于九宫山属于那一县管辖”，而“通城并无九宫山”。⑤按照他们的逻辑，山外不能有山，更不能叫九宫山，通山九宫山是皇帝老子，其它山都是避讳。当通城九宫山的存在实在无法否定时，便说通城的九宫山是罗公山的别名，并在引用《通城县志》时，将原文“九宫山：白沙图，锡山东支，一名罗公山。”改为“锡山一名罗公山，一名九宫山。”似乎这么一倒置，什么账只能记在“罗公山”本名上，否则就是冒名顶替，可以不认账。同时还说：“即使该县确有一个叫作九宫山的小山存在，但外地人有谁会关心这个本来处于山区的通城县这个很小的山呢？”为了贬低通城九宫山，有的人竟故意混淆“九宫山”和“李闯墓所在地”的概念，说通城‘李墓’所在地，距县城只有数里之遥，高出地平线不足十米，广阔百亩许，如果吴伟业进行过实地考察，决不会写出那个‘通城击’吧！我认为，“通城击”是吴伟业苦心求证的产物。如果不作苦心求证，吴伟业也许会去附会那座有名的九宫山的。天下七十二道教圣地中之所以有通城九宫山而没有通山九宫山，这是因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通城的九岭山比通城九宫山还要小，比江西的九岭山更是小得多，但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却是举世瞩目的战场，世界各大报几乎每天都要报道“九岭前线讯”。后者能根据大小去断定“九岭前线”在何处吗？江西的九岭山能以大灭小吗？
我主张李自成的结局宜以钦定正史为准，并不是说钦定正史绝对正确，不能修改。只要有真凭实据，可推翻包括正史在内的一切文献。但是，关于李自成的结局问题，目前任何一说都没有充分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继续维护正史的地位。
注：①——⑤见《李自成殉难于湖北通山史证》
1997年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