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炎

   《荒书》是南明广元传伯扬度的幕僚费密所撰写，《绥寇纪略》是清初学者吴伟业的著作，两书都是记载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宝贵史料。但是，在李自成殉难问题上，却各述不同，颇有出入，究竟孰是孰非呢？
   《荒书》云：“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县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 ，将十八骑打败。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脊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伯者，下与自成手缚，遂辗转泥滓中。自成坐九伯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自成之亲随十八骑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人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
    然而，在《程氏宗谱》里记载的却是：“顺治元年甲申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金氏宗谱》康熙丙申谱序里也明确地把李延、李自成分别为俩人。且阿济格的奏报中说“尸朽莫辨”，没有亲历其事的县官又何以知所杀者李自成？这就对《荒书》记叙的可靠性提出了挑战。
   《荒书》以记述张献忠转战四川的史料为主，而且“亲历者多”。而有关李自成事，因道途重阻，当系据传闻而记无疑，难免失真。且诏修《明史》之时，“费密‘乃裒旧稿，重为涂乙’”。（谢伏琛《关于<荒书>》）改了些什么呢？谢伏琛认为：“大约主要是删去了若干有关南明诸王的记载，不存南明诸王年号，甚至对大西军与南明政权的关系亦颇吞吞吐吐，讳莫如深。”除此以外，在李自成殉难的情况下，是否也有改动呢？顺治二年阿济格追剿大顺军到九江后，于闰六月向清世祖上了一道含糊其词的奏报，但言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却未明言九宫山究在何处。恰在阿济格行军路线上的通山也有一座颇有名气的九宫山，于是凭读到奏报者和谈到转载奏报的塘报者的直观，便产生了喧嚣一时的“通山说”，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给阿济格贴金，就来了个县官“指鹿为马”，捧出了恰巧在五月初三杀死李延的凶手程九伯（其实也不算巧，在战斗频繁激烈的当时，战死在各地的大顺军将领又知有多少），这讹误一直未能澄清。费密因对清廷有所顾忌，据了传闻修改原有记载，以保万全，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绥寇纪略》所持的说法，则是：因暴风烈雨，“乃以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保安走延（咸）宁、蒲圻，沿途恣杀掠，过通城……通城有九宫山一名罗公山，山有元帝庙，山民赛会，以盟谋捍卫闾井，自成止以二十骑殿，又呵其二十骑止于山下，而自以单骑登山，入庙见帝像，伏谒若有物击之者，不能起。村人疑以为劫盗，取所荷锸碎其首，既毙而腰下见金印，且有非常衣服，大骇，从山后逃去，二十骑讶久不出，迹而求之，则已身肉脔分矣。”这个记载虽也有一些不确之处，还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甚至曾一度遭到否认。但该书所述的李自成避实就虚，挥师南下的行军路线，与《明史》、《永历实录》、《鹿樵纪闻》、《了凡钢鉴》诸史籍记载是吻合的。结合实地考察古今地理地形，也证实其言不虚。
    从蒲圻进入通城，而不经过崇阳的山间古驿道，在古今地图上均没有描出，是难以想象臆断的。可见吴伟业实非凭空涂鸦。
    又通城九宫山毫无名气，一名罗公山更是鲜为人知。吴伟业若无所据，何以知道得如此清楚，甚至连山有元帝庙都说得准确无误？
    尤其是佐以通城九宫山附近的民间传说，更证明吴伟业所言不谬。民间传说，除无“神击”的迷信成份外，仅增加了一道姑诬自成为盗的内容，余与《绥寇纪略》说大体相同，不同之处正说明这些传说并非附会，亦反证吴伟业秉笔有据，言之有理。

198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