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 文

    李自成死在哪里？历史上存六七说之多，但以“通城九宫山说”较为普遍。
    1956年开展的李自成殉难、墓葬问题大讨论中，《历史教学》编辑部、湖北师专、湖南师院、武大等单位发表了一组考证文章，把“九宫山”由通城“订正”到通山，把李自成南下“订正”为东进，并以顺治九年《通城县志》（康熙十年增刊）未载李自成之死为理由，否定了“通城说”。争论了几百年的问题，似乎可以定论了。
    其实，问题并没有弄清。因为这些“订正”（尤其是关于“九宫山”隶属的“订正”）完全是“本本主义”的产物；是在没有实地考察，没有对当时的军事形势进行严谨分析的情况下作出的结论，不能令人信服。
    一、关于通城九宫山
    通城九宫山，因山有建于唐代的“九宫庙”而得名。是一座海拔仅355米的小山。它未跻身正史地理志载的“名门贵族”行列，是不足为怪的。因此便武断地结论“通城并无九宫山”（湖北师专56教字1459号函），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绥寇纪略》卷九记：“通城有九公山一名罗公山，山有元帝庙……”。确切指明了九宫山的一名，及玄（元）帝庙之所在（案：庙在九宫山下蝙蝠形山埂北支东侧，现湖北发电机厂电机车间内），可以说是十分具体的。如果说“吴伟业错误地把通山的九宫山归属了通城”（1956年湖南师院历史系）《对于李自成殉难及墓葬地点问题的意见》），那么，通山九宫山是否同样一名罗公山呢？是否也有玄（元）帝庙呢？
    历史上曾经产生过李自成死于黔阳罗公山一说。究其原因，大概也是因为书本上只有黔阳罗公山的记载，而辗转滋生的吧。今天，我们怎能又再步其后尘，以名声甚大的“通山九宫山”来取代小小的而确实存在的“通城九宫山”呢？湖南师院李俊先生说得好：“‘九宫山’、‘罗公山’的名称是应该注意的”，不能把两个山名割裂开来考证。
    通城九宫山也并非绝迹于地理志。光绪十八年《湖北舆地记》对九宫山的方位记得很清楚：“桃源洞之西北曰桐陂山，又北曰锡山。《图经》言：旧产锡，故名。又产银，亦曰银山。《方舆纪要》云：唐初置锡山镇，后改为通城。云又西曰柳家山，又北曰九宫山。桃源洞之东北曰常陵坳，又北曰黎家岭……。”经考地名，此记无讹误。
    在九宫庙遗址东侧，至今保存着“乾隆甲子”镌刻的石质“九宫界碑”，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实证。
    如果继续往前追溯，可以看到，至少在明代已有“通城九宫山”名的存在。《德义堂段氏宗谱》卷一记：“必请……，生建文四年辛巳十一月十三亥时，殁于成化三年丁亥七月廿一酉时，葬锡山石皮岭下九宫山前上首左边……”。段氏修谱时间是崇祯三年，距段必清死有163年，比李自成死九宫山早16年。印证了吴伟业秉笔有据，绝非诳语。通城九宫山的存在不容否认。
    二、大顺军的撤军路线和李自成之死
    李自成曾说：“西北虽不定，东南讵再失之”，确有进军东南的意图。但在顾君恩的劝阻下，已经放弃。他“声言欲取南京”，并摆出水陆俱下九江的姿势，不过是声东击西之计。因为很明显，人数仅有二十万的大顺军，是难以与防堵于前，号称百万的左良玉军和紧紧追赶而来的阿济格十多万清军的夹击相抗衡的，甚至有全军覆灭的可能。即或能侥幸保存一部，也难以在被清军占领的东南立足，完全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也就更谈不上实现“抗清复国”或“联明抗清”的战略大计。
    自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部南下破咸宁、蒲圻、通城、岳阳、长沙，继之明政权垮台以后，鄂东南——湘东北——赣西北一大片地区“守备单弱”，堂堂的南明总督五省军务兵部尚书何腾蛟也是“空拳徒手”。通城更是形成了地无兵防、县无城防的军事真空。大顺军完全可以趁虚而入，迅速摆脱南明、清两方势力的夹击，取得战争的主动权，与南明联合，也有了回旋余地。
    两相比较，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李自成会选择哪一处为退军之所呢？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绥寇纪略》卷九云：“乃以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保安，走延（咸）宁、蒲圻沿途姿杀掠，过通城……”。结合通城的各姓宗谱记载看，李自成确是南下了。“顺治乙酉夏五月”，“闯兵”由药姑山（蒲圻直入通城古驿道所在）过来，“驻扎通城数月，合邑民室，皆为兵室”（《延陵堂吴氏宗谱》顺治庚子《沙坪谱序次言》）。他们在通城打击豪门富户，焚烧其家产，筹集粮草。如：居墨烟的吴氏尧垄一支在这种打击下，“诸房倾复十之六、七”，“秋粮千二百石”，尽被缴没（《吴开烈记》）；居崇仙里的南兴一甲一门，也“老壮十亡其半”（乾隆丁丑《》南兴一甲分序）。明山东巡按金必谅后人修建的金轮寺（又名石门寺，）被付之一炬（同治《通城县志》）；金必谅之“绣衣诰敕”亦“尽为煨烬（《彭城堂金氏宗谱》康熙丙申年《谱序》）。居通（城）岳（阳）交通要道口的石人冲土豪李精茂，也于“七月十五日，陡遭房毒，引李自成兵搜山，掳去独儿李杜……，长继男李桂”（《兴贤堂李氏宗谱》卷五十一顺治丙戊六月《祷文》）。因此，土豪劣绅们惶惶可不终日，纷纷逃亡，连养有乡兵、庄丁的桂联春（号称桂百万，1643年8月被大西军阵杀）的家眷，也“避居巴陵大云段”（《天水堂桂氏宗谱》思洪公世系71页）。
    从上叙情况来看，大顺军于顺治二年五月进入通城，驻扎达四月之久（顺治九年《通城县志》康熙十年增刊）的史实，是无可置疑的。
    李自成是否死于通城？我们虽无实证，但旁证、佐证是有的。
    抗战期间北港乡石人冲农民李祖赐，从红薯地里挖出了一颗一寸多高，约五寸围，表面光滑，棱角分明的石印，自左至右横刻正楷“李闯”二字。去年十二月，我们闻讯采访，虽未见到印章（已遗失），但从目击者那里得到了肯定其事的证词。据情理推测，印随人走，李自成是来了通城的。
    居住九宫山一带的续、廖、杨、姚等姓社员，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众口一词地向我们讲叙了“姜氏两兄弟，被人怂恿，误杀李自成”的传说。我们依照此线索，谋略找到姜姓家谱，虽然未果，但是曾参与编修《天水堂姜氏宗谱》的沙堆乡石冲大队姜道应老人对此作了证实。他说：我们原居姜家畈（即今续家畈）。李闯被杀害后，姜家遭了大难，被报仇的闯兵杀了一千多丁。平湖乡六甲大队姜忠禄也说：这是我们世代相传的故事。
    为了核实姜家畈改续家畈的原因，我们又去查了《雁门堂续氏宗谱》，谱中有：清初，居麦田畈，后因姜家畈田地荒芜，故举族迁徙于此的记载（续家畈中有一小屋场，至今保留了“姜家屋”的象征性的名称）。
    由此至少可以断定：聚居九宫山下的姜姓，在清初确曾几近灭族。这与通山县程、朱两姓能“从明代到现在”（刘岱《李自成之死辩》）安稳地居往下来是绝然不同的。完全符合史料所载的“击灭一村而去”。
    三、关于顺治《通城县志》（康熙增刊）为什么不记载李自成之死的分析
    如果我们以历史的眼光，客观地分析、看待这个问题，是不难找到答案的。
    清军虽在顺治二年四月底占领了府治武昌，但府属通城，仍是其鞭长莫及之地，“安官三次”，竟遭“土寇三逐”（《延陵堂吴氏宗谱》乾隆丁丑《吴之泰纪》）。
    李自成死在这样一个清朝势力范围之外，对于负有追剿李自成专责的靖远大将军和硕英亲王阿济格来说，实在是不光彩的。若秉笔书之，不是有“讥笑讽刺”之嫌吗？这是县志编修诸人所不敢的。又兼当时未颁修《明史》诏，清廷对私辑明史资料者处罚极重。在如此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叙上，稍有不慎，一旦违忤“圣意”，便可惹来飞天横祸。编修者唯有小心翼翼，还谈什么值得夸口呢（凶手在大顺军复仇中被杀，未受封赏，有何可“夸口”）？若将这笔“功劳”附会于阿济格，又为史家所忌，不可取。故此，只有明哲保身，宁阙不滥了。
    通观顺治《通城县志》（康熙增刊）全书，小心唯唯之迹，显然可见。其中对大顺军在通城的情况，仅记片言只语，并归于《杂志》。而且违反常规地没有《兵事》、《武备》一类的专卷，便是一个例证。
    综观上述，轻易地否定“通城九宫山说”的理由是不成其为理由的。李自成无论是真死，还是假死，“通城说”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很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