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系 袁良义
农民领袖李自成最后的归宿，是近些年来史学界热烈争论的话题。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因为从清初起，朝野上下就众说纷纭，缺乏统一的认识了。乾隆四年(1739年)，清廷修成了(明史》，肯定了通诚说，认为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这种说法在200多年当中占有统治地位。到1956年，郭老注销对通城李自成墓碑的题词，支持了通山说，通山说又取代了通城说的统治地位。近些年来，石门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1997年5月，中国社科院等单位在北京市密云县召开了一次关于李自成最后归宿问题的讨论会。会上争论激烈，没有达成共识，目前仍然是通城、通山和石门三说并列之局，加上黔阳说，是四说并列。其余的10种左右说法论据过于单薄，没有进入议程。
为什么难成共识呢?因为官私记载，加上碑刻、遗物，数量不小，但分歧很大，实难统一，更因为缺乏铁证。铁证指李自成的遗体(或首级)，今则为遗留下来的李自成真正的墓葬，根据墓葬中的骸骨和随葬的用品，我们可以确定李自成归宿的地点及其死因。铁证能排除异议，可惜没有发现。连高夫人、李过等李自成的亲属和亲信也没有留下什么实话和东西可作凭证。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分歧自然就不易消除了。
我对这个问题缺乏研究，因曾步贤、鞠盛、谢政晖和吕杏庐等同志先后找我谈及此事，并送给我不少有关资料，在他们的启发和帮助之下，我才敷衍成篇，写出此文，谨供参考。近又参考别的著作，作了一些修改。
通城说与他说相比，通城说的有利处较多，而毛病较少。
最利于通城说的是李自成大军的行军路线。永昌二年(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农民军离开襄阳，分作三支东行，一是李自成和田见秀、刘芳亮、袁宗第、郝摇旗等率大军自承天先行；一支是刘宗敏统步兵、妇女后发；一支是李过、高一功率军自襄阳西面向荆州行进。这月清多铎军分兵破南阳等城，阿济格由陕西入湖广追击。李自成大军过武昌不久，即趋咸宁、蒲圻、崇阳到达通城。刘宗敏不知李自成南下，继续东行，被阿济格军追及。刘宗敏被俘后壮烈牺牲。
李自成率大军南下，在私家著作《绥寇纪略)、《怀陵流寇始终录》、(见闻杂记)、(罪惟录》等书中均有记载。官方记载见于《明史》、《乾隆御批纲鉴》等书。据《明史·李自成传》记载：
(顺治二年)是时左良玉东下，武昌虚无人，自成屯五十余日，贼众尚五十万，改江夏为瑞符县。……自成走延(咸)宁，蒲圻，至通城，窜于九宫山。（1）
从当时情况来看，李自成不可能在武昌住50余日，因清兵追击甚急。据记载，左良玉从武昌撤离是三月二十三日，而清军在四月二十七日已到达九江，农民军怎么可以在武昌停留50余日呢?住50日，就到了五月中旬。
李自成大军的动向及变化，说法不一，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未进武昌即南下说，这种说法依据南明江西湖广总督袁继咸的(浔阳纪事》一书，这时袁继咸身在九江，对湖北农民军的行动密切关注，遣有塘报人员，其所获消息大体上是可信的。据该书记载：
闯东窜汉沔，宁南告急。余躬督邓林奇等自蕲春与楚师联络，闯扼不敢东，遒从潜沔之沙湖出上牌洲，左旅不戒，贼遽南渡，败马进忠、王元成等于荆河口，武、岳大震。余度闯避重兵，必不趋武，必由武犯沙，则袁、吉复危。……余自统副将汪硕画、李士元等援袁矣。（2）
这是在左良玉从武昌撤离之前记录下的材料。左良玉被南明福王政府封为宁南侯，镇守武昌，他拥有明军达一二十万人之多，虚称百万，是南明政府最大的一支军队。李自成大军要东进武昌，势必与左良玉军发生激战，但历史上没有这种记载，说明书中所说李自成“为避重兵，必不犯武”的判断是符合事实的。如果李自成要东进武昌，与左良玉打起来，而清军又很快尾追而至，这样就会造成李自成前后受敌的局面，对李自成大军自然是很不利的。李自成在左良玉未撤走之前，没有进攻武昌，而是率大军在武昌西面的潜江和沔阳之间南下，击败左部马进忠、王允成的军队，行进到武昌西南部地区，作这种战略转移是很正确的。由于潜、沔之间离武昌不远，也可以说李自成军是绕过武昌南下的。
该书记载左良玉在三月二十三日撤出武昌，东逃九江，而清阿济格军在三月二十六日就追到承天(钟祥)，（3）中间只差几天。李自成在左良玉撤走前并未兵临武昌城下，二十二日如仍在潜、沔之间，那么后发的刘宗敏部在三月十八日(据(内乡县志》)离开承天后，应能探听到李自成在那里，设法去同李自成大军会师，但实际上刘宗敏一点也不知道李自成的下落和去向，说明李自成大军早就南下去远了，没有给刘宗敏留下任何转移的消息。
对左良玉撤出武昌后的农民军情况，该书写道：
实报宁南于三月廿三日起全营水陆俱下南京，提塘官即有三月二十日宁南登舟之报，臣于二十七日差官驰报。……臣先二日据报闯贼下走蕲黄，上犯荆、岳，臣发署镇邓林奇，副将李士春率水陆官兵分防龙坪田家镇，与楚师联络堵击。及左师全营抵浔，初一日，宁南移舟江南。（4）
文中说“闯贼下走蕲黄，上犯荆、岳”，是对大顺农民军三支所作的概述，袁继咸分不清三支的统领官是谁，统称为“闯贼”。“下走蕲黄”，应指不知李自成南下，继续东行的刘宗敏部或其他农民军部队，“上犯荆、岳”中“犯”荆的是指向荆州行进的李过部，“犯”岳指的是奔向蒲圻、通城以至岳阳的李自成大军。李自成是最高统帅，三支农民军的主力是李自成大军。
李自成并没有进武昌，这是未进武昌即南下的说法，与《明史》记载不同。
第二种和第三种都是进武昌后南下说，为许多官私记载（包括《明史》）所采用，其中除说李自成大军在武昌住50日或50余日与事实不合外，这种说法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当时进武昌的是刘宗敏部，而不是李自成及统领的几十万大军。据《满州名臣传》记载：
自成为豫亲王多铎所败，弃西安，南走商州，遁入湖广。英亲王统大兵蹑其后，至武昌，自成贼巢在焉。伪侯刘宗敏等率众拒战，路什同前锋统领苏拜击败其众，并俘获自成妻孥。（5）
刘宗敏是被清军尾追进入武昌的，他进武昌后，并未与李自成会合。后发的刘宗敏统步兵和妇女离开承天，妇女原属老营可能有李自成家属，但不会有高夫人，高夫人同李过、高一功一军从襄阳西面出发，没有到武昌。清军分不清先行的李自成大军和后发的刘宗敏部，误以为找到刘宗敏就找到了李自成的“贼巢”，不知道李自成这时已离开武昌很远了。刘宗敏在武昌只能孤军同清军拒战，得不到李自成大军的支援。清军入武昌也只能俘获“自成妻孥”，找不到李自成本人及众将领，说明李自成大军没有进武昌。刘宗敏在武昌听不到李自成的消息，完全失去了与李自成的联系。刘宗敏拒战清军失败后，只得沿江东行，东行的方向是蕲、黄。结果被清军追上，力战被俘。
为什么许多官私记载都说李自成进了武昌，并说李自成住武昌50余日呢？这种事情，恐怕一时也很难说清，当时武昌方面政局混乱，传闻四起，有李自成进武昌2日说和50日说、50余日说之别，现列为第二种和第三种说法进行分述。
第二种是进武昌2日再南下说，这种说法依据另一位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的奏疏。何腾蛟初在左良玉军中，因拒绝从左良玉东下而投江。据《三湘从事录》记载：
乙酉春，左良玉之子梦庚称戈东下，督师（何腾蛟）不从，投入江汉，渔艇救起，由蒲圻入崇，寻（蒙正）发等起兵，随从闯氛告逼，遂上湖南。（6）
何腾蛟收集明兵，从蒲圻、崇阳退往湖南长沙。他在上唐王的奏疏中说：
臣自遭左变，投身江涛，遇救得生。揣闯逆知左兵南逞，势必窥楚，飞檄道臣等联络乡勇，以待闯逆。居鄂两日，忽狂风骤起，对面不见。闯心惊颖，惧清之蹑其后也，即拔营而上，其意欲追臣，盘踞湖南。（7）
戴笠在《怀陵流寇始终录》中说：
督师尚书何腾蛟达疏于福建，则曰：“臣料闯贼见左兵东去，势必窥楚，檄道臣傅上瑞、章旷，推官廷璧、姚继舜，咸宁知县陈鹤岭等联络乡团待巢。闯贼困于雨者逾月，住武昌二日，拔营而起，欲据湖南。”（8）
这段话改奏疏中“左兵南逞”为“左兵东去”，详载所檄道臣、推官和知县姓名，指“居鄂两日”即为“住武昌二日”，说李自成“困于雨者逾月”是在武昌之前，都有助于我们了解奏疏内容和李自成的状况。
何腾蛟遇救复起后，不可能再回武昌，也没有提塘官向他提供情报，不知他认为李自成“居鄂二日”是根据什么材料，可靠性如何，是否受传闻的影响，他说住二日是住在武昌，传闻再将住二日加以渲染，便成了住50日和50余日。
住武昌二日再南下说有待核实，但值得重视的是何腾蛟指出了李自成大军“势必窥楚”的动向。
李自成大军的向南转移是一种重大的战略决定，“势必窥楚”和“盘踞湖南”是向南转移的必然结果，通城是转移的必经之地，但不是转移的终止地点。这种动向被何腾蛟看出来了。何腾蛟身在军伍，亲临其境，毕竟认识与传闻不同。他作出的判断与事实相符，也与袁继咸的见解能够相吻合。
第三种是住50日后南下说，这种说法主要依据传闻，见于许多官私书籍，据吴伟业的《绥寇纪略》记载：
自成至武昌，左良玉时已率兵南下，武昌虚无人。自成偕其妻高氏、李锦、李过、高必正，皆肺腑戚。诸将田见秀、袁宗第、刘体纯、刘芳亮、张鼐、吴汝义、牛万才等犹从之。其众尚数十万，分为四十八部。居武昌五十日，改江夏为瑞符县，设伪令，运铜炭铸永昌钱。谋夺舟南下，取宣歙，曰：“西北虽不定，东南讵再失之。”将发，而阴霾四塞，暴风烈雨，旌枪尽折。乃从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保安、走延宁、蒲圻，沿途恣杀掠，过通城。（9）
该书在私家著作中有代表性。说李自成于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南下，提出了金牛说。金牛说的问题是在时间上出现矛盾，四月二十四日上距左良玉撤离武昌时不过一个月，怎么能说李自成在武昌住了50日呢？
不采用金牛说，《明史》等书认为李自成出武昌后径自南下。《明史》没有说李自成偕妻高氏、李过、高一功等同行，是对的，但它把50日延长为50余日，与事实的差误就更大了。
李自成和刘宗敏部进了武昌，结果会怎样呢？如果李自成早进武昌，住2日就走，而刘宗敏迟来了一步，没有见到李自成，也没有听到有关李自成及其大军的消息，这样就会各走各的路，何腾蛟的住二日说可以成立。但刘宗敏一点也听不到李自成大军刚走的消息，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只要一听到，刘宗敏便会率军向南追上李自成，逃脱了往东行被俘的厄运。这样一来，情况就和事实不符，住二日说便不能成立了。如果李自成在武昌住50日，刘宗敏无论如何会同李自成大军会合，清军来攻武昌时，李自成和刘宗敏就会一道率大军与清军进行战斗，不管双方打得怎么样，胜败如何，阿济格都用不着再跑九江，又由九江折回湖北通山去找李自成的下落了。历史就得改写。这是住50日说的一大弱点。还有清军在四月二十七日到达九江，在二十四日恐怕也到了金牛附近，不会让李自成大军有一个从容南下的机会。
综上所述，李自成大军的向南转移，说法是不同的，其可信程度自然也不一样，但大方向却是一致的，各说都认为李自成大军南走咸宁、蒲圻、崇阳到达通城，再进入湖南，因此不管具体情节如何参差曲折，总的脉络是清楚的。
李自成大军的南下，在地方志和《宗谱》中都有记载，据同治《蒲圻县志》记载：
顺治二年，闯贼寇蒲，盘据乡市，积三阅月，烧杀殆尽。五月，国朝王师临楚，蚕官至蒲。（10）
五月上溯三月，最迟是三月，这个时间与李自成大军未进武昌即南下说最适合，与“居鄂二日”再南下能勉强凑合，不能相合的是四月二十九日才由金牛南下，这个时间比三月要差一个多月。虽然地方志的记载也未必都很精确。
蒲圻往南走是崇阳县，据同治《崇阳县志》记载：
陈效源，居方山下，顺治乙酉，闯贼窜崇，分党至山村，效源率乡人扼险要，与敌两战皆胜，俄而贼大至，被害。”（11）
康熙《江夏县志》也有李自成大军人崇阳的记载：
张延宾，字上卿，一宇天若，明崇祯己卯乡举，司铎崇邑，修葺学署。乙酉，贼入崇，残害抢掠，江邑宿陈学富，才高，贼欲杀之，宾片言解围。（12）
崇阳再往南便是通城县。据康熙《通城县志》增刊记载：
顺治二年、闯贼盘踞乡村四月，壮护(掳)弱杀，白骨如山，署官汪一位权埋教军厂侧，有冢。（13）
同治(通城县志》记载：
薄刀仑，义口图，明末被流贼李自成挖断，复长成如故。(14)
通城《延陵堂吴氏宗谱》记载：
乙酉夏五月，闯兵踞扎通城数月，合邑民室尽为兵空。(15)
这些材料说明李白成确实南下到达了通城县，这是通城说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据。
官方文书，例如何腾蛟上唐王的奏疏，即《闯逆伏诛疏》说：
(李自成)拔贼营而上，然其意尚欲追臣，盘踞湖南，二十八骑登九官山，为窥伺计。（16）
何腾蛟领兵从湖北崇阳、通城退往长沙，李自成大军不久便顺这条路进入湖南，他的估计并无差误。至于说李自成领“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这不是他能亲身目睹的，应得之听闻。九宫山有通山、通城之别。通山九宫山南界江南，只能从山上窥伺江西，不能窥伺湖南，而通城九官山南界湖南，可以窥伺湖南。此处应指通城九宫山。如果通城无九宫山，李自成也没有到通城，这种传闻大概也就编不出来了。
这一年，崇阳人蒙正发经过通城去湖南平江，投奔南明政府，他在《三湘从事录》中说：“闯逆授首，死于九宫山村民之手。（17）
蒙正发在经过通城时，曾住通城黎时生家，并未去过通山县，他所说的九宫山也应指的是通城九宫山。李自成到达通城是四月底，也有说是五月初，五月以后，李自成大军的重要将领纷纷率军从通城进入湖南，而李自成却突然消失了。
据同治《平江县志》记载：
国朝顺治二年五月，流贼李自成余党大掠县境。是年五月，贼刘体纯自武昌入县北乡。七月贼酋吴汝义自宁州入县东乡，据黄龙、幕阜(通城、平江、修水交界处)、东阳诸山，又有田酋亦以是月入据中洞诸寨，屠掠掳杀男妇无数，虽逃窜深箐中不免，往来屠掠尤惨。”（18）
通城是刘体纯由武昌、蒲圻人平江北乡的必经之路。平江《大同李氏宗谱》也记载：刘体纯从通城进入中段近邻的平江冬塔，攻破张家坡李魁南寨。同治《通城县志》记载吴汝义入通城后，与李自成挖断薄刀仑。由通城进人宁州，占据通城、平江、修水交界处的黄龙、幕阜诸山。(平江县志》载吴汝义由诸山入平江东乡。田见秀由通城人据中洞诸寨，进入岳阳。光绪《巴陵县志》记载刘宗尧“由通城人巴陵”，还记载王进才也“由通城人巴陵”。同治《临湘县志》记载王进才等又人临湘、华容等地。（19）在李自成消失后，李自成大军的众多将领都是从通城进入湖南各地的。
原左良玉部将马进忠(混十万)在黄州降清后，又跑到湖南，在岳阳见到许多大顺农民军将领。据《明清史料》记载：
(马进忠)请出闯逆余孽田见秀、刘芳亮、吴汝义、袁宗第、刘体纯、张鼐、党守素、蔺养成、王进才、牛万才等结盟同心，共图反叛。（20）
除郝摇旗在长沙外，李自成原统领的重要将领全到这里了，就是没有李自成。
李自成消失后，出现大顺农民军联明抗清的新局面。郝摇旗和李过将领分别在长沙和常德“受抚”于南明总督何腾蛟和湖南巡抚堵胤锡，但他们在联明时仍保持了农民军的独立性。如果李自成还在的话，他们是不会这么做的。李自成消失的地点应在通城一带，至少在鄂湘边界。
据《明史》地理志记载，通山县有九宫山，而通城县只有锡山。别的书籍也有类似记载，如正统时敕修的《寰宇通志》将九宫山列于通山县，清乾隆时敕修的《大清一统志》等书也都载九宫山屑通山县。有人据此认为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说不能成立。乾隆时，湖南澧州知州何磷就说过：“九宫山在通山县南八十里，皆不云在通城，而《明史》野史皆属之通城，其山名则九宫、罗公互异。今按罗公山，实在黔阳，俗名罗孔八面山”（21）。道光时徐鼐的《小腆纪年附考》引《广虞初新志》中江昱的话：“今按罗公山实在黔阳，称通城误，《明史》之九宫山又在通山，因通城而误”；并肯定江昱“辩罗成(公)、九宫之误，则确然无疑”（22）。而《明史》在编纂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助长了这种非议。如康熙时修《明史》，据记载：王鸿绪在康熙二十一年时充《明史》总裁。未几回籍治丧，又任别职。五十三年向清廷上疏说：
臣回籍多年，恩召重领史局，而前此纂辑诸臣，罕有存者，惟大学士张玉书为监修，陈启敬为总裁，各专一类：玉书任志，启敬任本纪，臣任列传。……如是数年，汇分成帙，而大学士熊赐履续奉监修之命，檄取传稿以进，玉书，启敬暨臣皆未参阅。（25）
三人分管本纪、列传和志三部份，并未互相参阅，统一口径，王鸿绪负责修列传，但他请人代撰各传，李自成传出自万斯同之手，张玉书负责修志，各志多专识，非多人参预执笔不可，而志传之间又缺乏联系和沟通，因此在关于通城九宫山的问题上，出现了传有而志无的现象。这种现象被人用作以志驳传，反对通城有九宫山。
1985年，黎时忠、曾步贤、李英生、胡正民四同志发表了《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考》（24）一文，该文根据历史资料证实了通城九宫山位于锡山的一端，是锡山的支脉。如文中引用明崇桢时修《德义堂段氏宗谱》，记载其祖先段必清，死于成化三年，“葬锡山石皮岭下九宫山前上首左边刘家嘴石墩内”，又引用同治《通城县志》记载“九宫山，白沙图，锡山东支，一名罗公山”，又引用光绪《湖北舆地记》，记载“桃源洞之西北曰桐陂山，又北曰锡山……山西曰柳家山，又北曰九宫山”，都点明了通城有九宫山。1984年5月，在通城锡山东侧，发现“九宫界碑“一块，上刻立碑时间是乾隆甲子，即乾隆九年，比《明史》刊行晚五年，这是很可靠的材料，说明通城实有九宫山。该文还说到九宫山又名罗公山的来历，因唐代著名道士罗公远(通城人)在此修道炼丹，因此又名罗公山，不只湖南黔阳才有罗公，天下同名的山很多，两处皆有罗公山，不足为奇。上述何磷、江昱的一些话是不可信的。徐鼐是误信江昱的话，或者就是同一类人。
通城九宫山高355米，没有通山九宫山那么高大和有名，两山有高和低的分别，但不是有和无的问题。明史地理志显然是漏写了通城九宫山，或因通城九宫山不高也不太有名。该志自以为可不写而未写，殊不知问题不在山的高低和有名与否，而在通城九宫山牵涉到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即李自成是否死于此山，这是不可忽略的，死于此山固然要写，即使还证明不了是死于此山，因需进行研究，也就当写出此山。明史地理志不知由谁具体执笔的，未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只载通山九宫山，未载通城九宫山，才引发了这一场不必要的长期争端。
通城说的毛病在对李自成的消失或死，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据《明史》李自成传记载：
自成留李过守寨，自率二十骑略食山中，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缢死。或曰“村民方筑堡，见贼少，争前击之，人马俱陷泥淖中，自成脑中锄死。剥其衣，得龙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惊，谓为自成也。时我兵遣识自成者验其尸，朽莫辨。”（25）
这段话说明该传作者只知李自成到达通城，至于他如何至这一地区消失，并不清楚，于是杂糅当时各种说法，如“留李过守寨，自率二十骑略食山中”，这一段与黔阳说：“自成命李过守山寨，自将轻骑抄略……以数十骑突走村中求食”（26）相似，只将数十骑改为二十骑。文中说李自成“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缢死”，采自通山说。又说：“村民方筑堡，见贼少，争前击之，人马俱陷泥淖中，自成脑中锄死”，采自黔阳说，还有通城说私家著作的说法，如“剥其衣，得龙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惊，谓为自成也”。最后说：“时我兵遣识自成者验其尸，朽莫辨”(再回通山说)。这种写法说明《明史》作者实在找不出李自成的死因，才炒出这样一盘大杂烩。几乎无人相信李自成是“缢死”，“脑中锄死”等等，大家对李自成是死是活都表示了怀疑。
南明总督何腾蛟曾向唐王上疏，称李自成已死。据《思文大纪》记载：
(隆武二年正月)时闯贼李自成为清所迫，走居鄂地。风霾警之，又遁入九宫山。余党十万为伏兵所诛，自成自刎。湖广总督何腾蛟疏闻。（27）
隆武二年应为顺治三年，何腾蛟到这时才奏上，不但时间晚了一些，而且疏文说李自成有“余党”10万人，为伏兵所诛，令人惊异。这伏兵到底有多大，能一举消灭掉10万农民军，何腾蛟并没有说他派兵参战，九宫山的乡兵、团练人数很有限，干不出这么大规模的行动。为什么这次伏击取得如此大的效果?
果然唐王政府并不相信这种消息。唐王“疑自成死未实”，（28）旨令何腾蛟查明“歼贼情况”和验解李自成的首级。何腾蛟在复奏中，即在《闯逆伏诛疏》中说：
以窃惟人臣之训，义在勿欺，如闯死非真，而臣谬以为死，又居之以为功，欺则臣罪也，当死。闯死果真，而闯之首级已化为异物，如首级物化，而假托以明闯死亡为真，亦欺也，欺则臣罪，当死。然闯势实强，闯伙实众，何以死于九宫山团练之手?诚为其故，闯逆既死，则宜留首级示信，何以首级竟不可得，亦有其故，请为皇上陈之。……闯果为清所逼，自秦、豫奔楚，霪雨连旬，闯逆困于马上者逾月，此固天亡之也。闯逆居鄂两日，忽狂风骤起，对面不见，闯心惊疑，惧清之蹑其后也，即拔贼营而上。然其意尚欲追臣，盘踞湖南耳。天意亡闯，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相随伪参将张双喜系闯逆义男，仅得驰马先逸，而闯逆刘伴当飞骑追呼日：“李万岁爷被乡兵杀死下马，二十八骑无一存者”。一时贼党闻之，满营聚哭。及臣抚刘体纯、郝摇旗于湘阴，抚袁宗第、闯养成于新墙，无不众口同辞。营内有臣晋、豫之旧治之子衿氓隶，亦无不众口同辞也。张参将久住湘阴，郝摇旗现在臣标，时时道臣逆闯之死状。嗣后大行剿抚，道阻音绝，无复得其首级报验。今逆首已泥，误死于乡兵，而乡兵初不知也，使乡兵知其为闯，气反不壮，未必遂能剪灭，而致弩刃之交加，为千古大快也。……回奏委无一毫欺节，不胜惶悚待命之至。（29）
何腾蛟述说了李自成被乡兵误杀的经过，列举李自成亲信将领和其他有关人员的口辞，来证实李自成确实已死，只是“逆首已泥”，无法报验。由于无首级可验，唐王接到复奏后，同群臣自然仍有怀疑，据记载，都御史郭维经曾说：
自成传闻死于九宫山。……万一杀自成者他日以首献，臣不知腾蛟之何以自解，且万一自成未死，而他日更出没于他所，臣又不知皇上之何以收反汗也。（30）
尽管有疑问，唐王政府已不可能再追问下去了。
李自成病死的可能性也会有，据《明季北略》记载：
自成死罗公山，清朝有贺表谓病故也，此实录。（31）
《北略》指的不是通城罗公山，而是黔阳罗公山，但清朝的贺表散布李自成病死的消息不是专为黔阳地区而发，而是面对各个地区说的，包括通城、通山在内。这个消息不可能经过具体验证，而是依据奏章和传闻所作的估计。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众多的农民军控制了通城一带，九宫山离县城仅5里路，九宫山发生了什么事情，农民军会很快知道，李自成不论是突然病死，还是在九宫山被村民误杀，农民军得知后都会群拥而至，觅尸棺葬，村民们一般都不认识李自成，要尸首何用?只是埋葬李自成的地点，农民军一定严加保密，不会泄露，否则农民军一旦离开了通城，南明政府和清军都会来开棺验尸，甚至戮尸，这是农民军不会不预防到的，也是李自成的遗体难以发现，我们不知道他如何死去的原因。
许多私家著作对李自成之死都有记载。据吴伟业的《绥寇纪略》记载：
通城有九宫山，一名罗公山，山有元帝庙。山民赛会，以盟谋捍卫闾井，自成止以二十骑殿，又呵其二十止于山下，而自以单骑登山，入庙见帝像伏谒，若有物击之者，不能起，村人疑以为劫盗，取所荷锸碎其首，既毙而腰下见金印，又有非常衣服，大骇，从山后逃去。二十骑讶久不出，迹而求之，则已向肉脔分矣。（32）
这种记载得之传闻。且所言李自成“人庙见帝像伏谒，若有物击之者，不能起，村人疑认为劫盗，取所荷锸碎其首”，带有迷信色彩，李自成怎么能任人用锸打他，毫不反抗呢?
与《绥寇纪略》大同小异的是戴笠、吴殳的《怀陵流寇始终录》这部书补上了惩凶一段，说：
从骑待久，登山求之，(李自成)已死，杀近山居民。(33)
在九宫山地区，也流传着李自成之死的说法，认为用锸打死李自成的人是住在九宫山附近的姜家两兄弟。据吕杏庐同志调查此事后著文记载：
姜姓后人，民国36年曾参加修姜氏谱的，现年8l岁的姜道应说，姜姓祖居九宫山下，聚居地叫姜家畈，李自成在九宫山被害后，闯王的部下来复仇，把我们姓姜的一千多人丁都杀光了，现在锡山上到处都埋有姜姓的坟。由于幸存下来的姓姜的全都迁走了，姓续的逐渐聚居在九宫山下，姜家畈就改名叫续家畈了。姜家谱就记了李自成的兵复灭姜家寨一事。此说与有关正史李自成死后，李部复仇，灭一村而去的记载相符。又因姜家寨位于九宫山下，距李自成遇害之元帝庙仅百余米，李部复仇，首当其冲的就是姜家寨，所以其可信程度极高。据笔者所知，其他有关李自成殉难各说，均无此传说，但因“文革”期间姜家谱被毁，不能以之作为李自成殉难通城的确凿证据，实为可叹。（34）
姜道应的口述有参考价值，但由于姜氏宗谱业已被毁，我们无法细究其中杀害的情况，只能同吕杏庐同志一样表示可叹。
除姜氏宗谱外，后迁入九宫山下的续姓人也留下了宗谱，据黎时忠、曾步贤、李英生、胡正民的《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考》一文说：
《雁门堂续氏宗谱》，它述说续家举族居姜家畈的经过，姜家畈原住很多姜姓人，后来人烟绝迹，原因是李自成在通城九宫山被姜姓两兄弟所误杀，农民军前来惩凶，姜家被杀一千多丁，只有几十人逃到洋司洞毛家岭(今平湖乡一带)，在那里落业。至今在通城九宫山附近居住的续、廖、杨、姚等姓老百姓中，仍然流传这种说法。(35)
这些传闻值得注意，但要解决李自成是否在九宫山被姜姓两兄弟所误杀的问题，尚需作更大的努力，以求成为真正有说服力的证据。
通城的毛病在于证实不了李自成的死因，不能提供李自成的遗体和被埋葬的遗骸可供检验，这自然也是各说的通病。但其主要方面是不容忽视的，即它说明了李自成大军的基本动向，有史料可证李自成到达了通城，然后消灭。
注释：
（1）（25）《明史》卷三O九《李自成传》。
（2）（4）袁继成：《寻阳纪事》，豫章从书。
（3）同治《钟祥县志》，卷二O。
（5）《满洲名臣传》卷，《路什列传》，转引自王戎笙《阿济格奏疏考实》一文，载于1998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自成结局研究》一书。
（6）蒙正发：《三湘从事录》。该书载何腾蛟投江遇救后实从蒲圻、崇阳退往长沙，应经过通城。蒙正发因在崇阳结识何腾蛟，未久，接长沙何腾蛟手书，应命从崇阳、通城入湖南。崇专应为崇阳。《明史》误载“腾蛟乃从宁州转浏阳抵长沙”。其他记载也有类似误记的地方。
（7）（16）（29）文秉：《烈皇小识》卷八，附何腾蛟《逆闯伏诛疏》。
（8）（33）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甲胄乘事。
（9）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通城击。
（10）同治《蒲圻县志》卷三，祥异。
（11）同治《崇阳县志》卷八，人物、忠义。
（12）康熙《江夏县志》卷二三，人物。
（13）康熙十年增刊《通城县志》。
（14）同治《通城县志》卷三，山川。
（15）通城《延陵堂吴氏宗谱》沙坪谱序次言。
（17）蒙正发：《三湘从事录》跋。
（18）同治《平江县志》卷三七，武备志，兵事。
（19）同治《临湘县志》卷八，兵防、兵事。
（20）《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荆州总兵郑四维揭帖。
（21）乾隆《澧州志林》卷二三，何璘：《书李自成传后》。
（22）徐鼐：《小腆纪年附考》。
（23）《清史稿》卷二七一，王鸿绪传。
（24）（35）1984年北京大学学报第三期刊载。
（26）彭孙贻：《流寇志》，卷二O。
（27）佚名：《思文大纪》，卷四。
（28）《明史》卷二八O《何腾蛟传》。
（30）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七，何堵章列传。
（3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三。
（32）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通城击。
（34）吕杏庐：《通城九宫山是李自成殉难地》，通城县史志学会编：《李自成殉难通城资料选辑》，1997年5月。
（编者按：本文原载《明史研究》第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