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长耕     向祥海

    一、李自成墓从通城搬到通山的由来和经过
    1955年，湖北通城县根据郭老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和《明史》等书所说，着手在湖北通城县修建闯王陵，并约请郭老为通城新建李自成墓碑题词。可是就在这时，湖北通山县的同志提出了异议。最先是通山县杨芳小学历史教师王如江同志，他利用业余时间走访口碑，收集并整理了一些关于李自成殉难于九宫山牛迹岭的传说资料，送请天津《历史教学》月刊社研究和解答。《历史教学》为此约请李文治先生作了一篇考证，以“编辑部答读者问”的栏目，刊登在该刊第十二期上。这篇考证一开始就提出：
    李自成殉难于九宫山是没有问题了，问题在于九宫山属于那一县管辖。据现存史料大多数记载说是通城县，如《绥寇纪略》…以及《明史·李自成传》都主此说。只有少数记载如《烈皇小识》、《通山县志》等书说在通山县。二说何去何从，就是此处要考证的问题。
    继之提出三点：
    第一，据《东华录》，顺治二年闰六月甲申(按，李文误为顺治四年六月甲申)条所辑阿济格之疏“李自成……声言欲取南京，追及于……九江等地七处，……贼兵尽力穷，窜入九宫山。”又据《张文贞公（张玉书）集》卷七，谓“自成走九江，……奔溃九宫山。”从这些记载，认定“知自成谋顺流东下不果，复回兵鄂南，而通山东南九十里的九宫山正在江西、湖北两省的交界上，自成回兵鄂南经过九宫山是可能的。”
    第二，引《通山县志》之说：“李闯墓在九宫山下牛迹岭。顺治二年贼败窜通山，六都人程九伯集众杀贼首于小源口，葬此。总督军门佟嘉九伯勇略，札委德安府经历。”认为“该志修于康熙四年，距自成之死才二十年，记述当不错误。”同时，又指出《通山县志》所记；是“附会史书之误”。
    第三，引通山《程氏宗谱》所记“程九伯于顺治元年甲申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献贼首、珠盔、龙袍于本省督宪军门佟，札委德安府经历，后选陕西西安府守备，未赴任而逝。文林郎知通山县正堂任题赞曰：仗义勤王，竭毕生之壮胆，挥戈殄逆，建一时之功勋。正拟麟图，何期豹隐，才德全备，式用赞扬。”李说，以此“和县志所载互相印证，自成殉难于通山九宫山之事，便更加确切。”关于《程潜》，李先生承认“所记也有些错误，如……等，此盖后人根据传闻追记，遂难免部分失真。但九伯的献功和县官的题赞却是事实。自成殉难于通山九宫山，这份宗谱实为不可反驳的有力证据。此外，相传道光年间，牛迹岭居民锄地发现一副马镫，上有水昌年号。……这也是自成殉难通山九宫山的佐证。”
    “据以上考证”，李文作出结论，  “断定李自成殉难地点是通山县九宫山，不是通城县九宫山。”
    《历史教学》在发表李文的同时，将上述结论函复王如江同志。于是王又在1955年12月10日写信给中共通山县委，建议：①在通山九宫山牛迹岭修建闯王陵，②转请人民教育出版社将当时教科书上所记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官山更正为通山九宫山。
    为此，有关部门又向湖北师专历史系、武汉大学历史系及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金老毓黻等征集意见。1956年3月8日，武汉大学历史系答复：“同意《历史教学》的说法。”3月30日，湖南师专历史系答复：“《历史教学》编辑部考证，……我们认为这是对的。它举出两种比较原始的资料一一《通山县志》和《程氏宗谱》最为有力。”4月，金毓黻先生答复，同意《历史教学》、武汉大学、湖南师专有关系科的上述结论，并作出一些补充。
    1956年5月18日，郭老为此发了一个申明：认为上述考证，“确实有据，是可以信赖的。我为通城县李自成墓所作的题词，及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说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城九宫山，都是根据旧有的传说，应予以注销并改正。”
    从此，通城县新建的李自成墓作废，郭者的题词从通城搬到通山。通山县也就大兴土木，在九宫山牛迹岭下，建成一座气魄雄伟，蔚为壮观的“闯王陵”和一幢东方寺院祠宇式的“李自成生平陈列室”。从此，文学作品，舞台戏剧(阿英编写的有关剧作除外)，大中小学教科书，以及近年出版的《辞源》、《辞海》等等，也都把李自成的死难记在通山九宫山。
    二、通山修“陵”的四条根据不足为据
    从上文可以看出，把李自成的死难地点定在九宫山牛迹岭，虽然是来自一个读者，三个单位、三位专家和郭老的共同意见，实际上却是以李文治先生的一篇考证及其结论作为基础的。因此，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重点就在李文。
    我们认为，李文治先生的考证，在方法论上是有问题的，所持根据是不可靠的，因而结论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李文的主旨是考证李自成的殉难地点。据我们了解，记述南明的史籍近四百种，而直接、间接记述李自成死事的文献不下六十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仅死地就有七处，涉及今湖北，湖南、江西、贵州四个省区。总之，这是个并无确切定论尚待继续研究和探索的问题。而李文在考证方法上，一开始就走上了斜路，由于见到诸书有几处(辰州、通城、通山)九宫山之说，就误信不疑，不再追查“九宫山之说”是否真实，有无可靠的根据，乃贸然提出“自成殉难于九宫山是没有问题了”这么一个“假定性”的前提。又从此出发，把探讨的中心“偷换”为仅仅是“问题在于九宫山是属于哪一县管辖”。这么一来。就使得一个比较复杂的李自成死难地点问题，一下变为一个极简单的纯“历史地理学”问题了。
    自成殉难于九宫山为什么“没有问题”？李文没有作出交代，也没有提出任何有力的史实证据，在第二、第三点中，虽举《通山县志》和《程氏宗谱》的有关记载以佐证这个前提，而那些记载却又恰是受不得推敲、经不起检验的。
    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说之不可信，是由于它并非客观历史事实，而是出自无可验信的传闻。李自成“兵尽力穷，溃窜九宫山’云云，仅仅是当日明、清两方当事官僚谎报图功的粉饰之词：因为大顺军的主力部队并未取道通山，更未“兵尽力穷，窜溃九宫山”，而是五十万大军基本完好，甚至还有所壮大地转移到了湖南。我们巳在《李自成死地、终年问题考》一文中（见《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三期）详加阐述，兹不复赞。
    下面剖析一下李文借以作出结论的四个根据。
    根据之一是通山县志。
    经查此《志》除李文所引而外，其第二十四页等处还有如下一些记载：
    程九伯，六都人，顺治二年五月，闯贼万余人至县蹂躏，烧杀为虐，民无宁处，九伯聚众杀贼首于小源口，本省总督军门佟嘉其勇略，札委德安府经历。（国朝）顺治二年五月初四日，闯贼数万入县，毁戳四境，人民如鸟兽散，死于锋镝者数千，蹂躏三月无宁处。幸王师翦除，百姓如解倒悬，(秋冬)渐复故土。
    据此不难明白，六都人程九伯在九宫山小源口所击杀者只是一位不知名的“贼首”，葬于牛迹岭下的也是这一“贼首”。而“贼首”并不等于李自成，自属显然。至于《通山县志·陵墓篇》中所说“李闯墓”，只是人们的附会传说，并无可信依据。与康熙《通山县志》同时的费密《荒书》还记载：程九伯所杀者不知名，事后“行查到县”，程本人也不肯出认，只是由一个不相干的县官在那里指鹿为马、张冠李戴才弄出这个以讹传讹、弄假成真的“李闯墓”。二十年后修县志，把这一传说（“贼首”墓即“李闯”墓）收辑其中．那是不足为怪的。
    根据之二是《程氏宗谱》。
    经查程谱，其“安思房”下的记述如次：
    恭达三子字九伯，号南枝，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三月初九午时生，于顺治元年甲申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献贼首、珠盔、龙袍于本省督宪军门佟，……
    这又是一个自身错乱很多，更不足信的材料。按顺治元年甲申，李自成统帅的大顺军还在从陕西继续北伐以攻取北京，又从北京西撤的途中，此时通山县何来“闯贼”可剿?李文治先生解释说，这是“将顺治二年讹为元年。即便如此，也不能证明程九伯所杀者就是李自成，因《程谱》巳明白记述被杀者名叫李延，这与李自成何关?李文又解释说：李延可能是李岩之误，李岩在大顺军中极有名，李岩虽巳早死，“通山县人仍误以自成为李岩。如此奇怪推论，完全是李文的主观臆测。果如李文所述，“李延是李自成之讹”，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何至如此一件又报功、又升官、又题赞纪功的大事，如此一件献出被杀者首级、珠盔、
    龙袍的大事，连个名字都会弄错?即使事发之初没有弄清，报功、升官之日应已清楚了，即便当日讹传错误，宗谱乃后世所修，何以不见更正?宗谱讹误了，何以官修《通山县志》也不敢书出被杀者为李自成?凡此种种，都说明李延与李自成是北斗山箕，两无关系。
    李文又说是“当日湖广总督不姓佟，程谱与通山县志并误’。湖南师专的同志巳指出李先生此说错误，并举内阁大库残档证实当时确有位“八省总督佟”，但弄不清这个姓佟的名字是什么?《湖北通志》说是佟养甲；湖南师专的同志引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清史稿》列传二十七疑是佟岱，但“不敢十分肯定”。其实这个“钦命总督江西、湖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军务、统属文武、兼理粮贮、吏部左侍郎佟”，叫佟养和，见王夫之《永历实录》。根据《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122页所记，顺治二年十月初十日递到北京朝廷的一件佟养和报送的《揭贴》残卷，佟养和这个官职是顺治二年六月十八日由英亲王阿济格委派的，佟因阻风逆水，七月十五日才抵武昌到职上任，而流言李自成兵溃走死九宫山是顺治二年乙酉五月甲申（初三）。是年闰六月。从五月初三到七月十五，其间相距已一百零三天，炎夏酷暑，一个死者首级怎么可以保存下来从数百里外的九宫山送去武昌献验?此犹其次。据前引《通山县志》所记，从五月起的三个多月期间，大顺军的一个游弋部队占据通山全县四境，“人民如鸟兽散，死于锋镝者数千”，此时清军、南明双方的力量都不及此，包括九宫山在内的通山县是大顺军所占领的区域，一个“乡民”程九伯果真杀死了大顺军统帅李自成，凶手本人居然安全无恙，而且保存着李自成的脑袋、珠盔、龙袍，这是谁也难于相信的“神话”。况且当时清军、南明、大顺三方混战，大局未定，而清军南下剃发屠城，汉民族反清情绪与日俱涨，在这种战局、这种民族感情和心理状态下，九宫山的汉族山民程九伯，居然保藏“贼首”，等待几个月以后大顺军撤出通山，再拿去向关外新来的异族“大清总督”报验邀功，也未免过分违反常情。此《程氏宗谱》所记不可信据者之一。
    佟养和到职的首要任务，是招辑安抚八省官民，在清档中有件《总督八省军门佟揭贴》，他向朝庭汇报顺治二年湖广地方情况极详，连收贮到“流贼印四颗，内（大顺军副将王复远所缴）银印一颗”及其它一些军政细节都有记载，唯独只字不提曾经有过程九伯献李自成“贼首、珠盔、龙袍”并予褒奖授官事，此《程氏宗谱》所记不可信据者二。
    在明、清双方政权眼中，李自成是“逭诛两朝“、“十恶不赦”求其首级而不可得的“元凶”，如果真有程九伯击杀李自成又报验信物，那在当日应该是一件轰动朝野的第一要闻，经查阅已经整理印出的清廷内阁大库残档，清世祖实录以及根据实录、朱批“红本”等原始材料编撰的蒋氏、王氏两种东华录和佟养和、佟岱（编者按：佟养和，佟岱实为同一人）、罗绣锦（《通山县志》引《湖北通志》又作献贼首于罗绣锦）诸人的有关传记、文献，概无此事。此《程氏宗谱》所记不可信据者三。
    “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同甘苦”，①平生服饰简朴，“毡笠缥衣”，从无珠盔、龙袍。史载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李自成在北京登极称帝，将行郊天礼，牛金星复强“被冠冕”，自成犹谓：“老子马上天子，安用此为?”非仅李自成，大顺军部将部属也无服用封建官服习惯，大顺军与南明政权联合，唐王诏赐“忠贞营”诸将冠服，皆“如负芒刺，终弃不用”。李自成冠带、珠盔、龙袍，全是好事者的猜想。此《程氏宗谱》不足信据者四。
    根据之三是一副马镫。
    “相传道光年间，牛迹岭居民锄地发现一副马镫，“上有永昌年号”。现在九宫山闯王陵陈列室的展品内还有一副铁马镫，那是李自成物还是复制品，故置不论。“（崇祯）十七年正月庚寅朔，自原称王于西安，僭国号曰大顺．改元永昌，改名自晟。”《明史》本传及《鹿樵纪闻》等都有记载，大顺军确以“永昌”纪元，马镫是军器之一，大顺军在军器上镌刻年号是完全可能的，但并不能作为李自成殉难通山九宫山的佐证。因为大顺军的骑兵很多，镌有永昌年号的马镫是上自李自成，中而部将，下至士卒的通用器物。它可以证明大顺军可能曾经到过这里，却不能证明在牛迹岭下的死者就是李自成。
    根据之四是一条民间传说。
    光绪庚子修的《九宫山志》卷十四：“至今传贼所佩剑尚藏山下民家。”这是个谁也没有见到实物、谁也没有进行过考订的传说。民家是谁？佩剑在哪里？其形状如何?光绪庚子（1900年）上距顺治乙酉(1645年)巳二百五十多年，有何根据证明它确是明末大顺军使用的军器？又有何证据说明它确是“贼所佩剑”？这种传说当然不能作为什么“佐证”。
    其次，还有必要谈一下1645年（顺治二年）大顺军同南明政权联合抗清前夕，李自成在湖北的进军路线问题。长期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五十年代在通山修建闯王陵以来，人们由于误读又误信阿济格的报告，以及从这个报告衍生出来的晚起书说张文贞公集即其中之一），加上大顺军南下湖广，撤离武昌之前，留扬言要直下宣，歙（安徽），窥取南京，因而造成一种甚为普遍的镨觉，总以为大顺军是自武昌全军东下，蹑明将左（良玉）军之后追到江西，清军又蹑大顺军之后追到九江，闯军战败，被迫回兵鄂南。而九宫山位于江西、湖北两省交界点上，在回兵鄂南经过这个交界点之日，大顺军奔溃，李自成轻骑出走遇害。于是乎，李自成殉难于九宫山就顺理成章”了！本文也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展开的。然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根本不存在这种“合理推想”出来的进军路线。有关大顺军在湖北作全军战略转移的具体路线问题，我们将另辟专章讨论细节，这里仅就题沦事地谈淡撤出武昌的大顺军主力部队，从来没有东进江西或九江，没有从江西或九江路过九宫山回兵鄂南，而是逆长江两岸南下，挺进湖南巴陵（即明代湖广岳州府地区）。为了澄清这这个问题。特引下列史书以见其真相：
    一，李自成不曾东进江西或九江。
    《明史》卷二百七十七、列传—百六十五袁继咸传：
    初，继咸闻李自成兵南败下，命部将郝效忠、陈麟、邓林奇守九江，自统副将汪硕画、李士元兄哥援袁州，防贼由岳州、长沙入江西境。闻良玉反，复还九江，与良玉会，阻兵谏。会良玉死、南都破，继咸劝梦庚旋师湖北，不听，挟继咸降于大清。
    《明史》卷二百七十三、列传一百六十一左良玉传：
    良玉兵八十万，号百万。（良玉反武昌）传檄讨马士英，自汉口进蕲州，列舟二百余里。良玉疾已剧，至九江，邀总督袁继咸入舟中，将“劫诸将盟，继咸正辞拒之。”会良玉死，（良玉子）梦庚遂偕(黄)澍以众降于九江。
    袁继咸是南明的湖广、江西总督，与左良玉友善，一直督重兵镇守九江，“南都（南明福王）倚为屏蔽”②。左良玉父子是明朝的“平贼大将军”，乃李自成的老对手，因“讨贼”功而封伯、封侯。袁、左两家兵所辖战舰马步兵各数十万，自左良玉四月撤出武汉东下江西，迄五月中旬南部沦落而一起在九江投降清兵。他们的主力始终屯守九江。在袁继咸自撰的《浔阳纪事》中，在他们以及屯守九江的其他将领的传记里，从来不见记述同李自成部队在江西有过任何一次战役或接触。由此可见，李自成大顺军并未东进江西或九江。所谓“从江西回兵鄂南，路过九宫山”，完全是李文的一种不符史实的揣想。
    适相反，从袁继咸传可以证实，自成军南下直指岳阳、长沙，所以他才准备出援袁州（今江西宜春），防止大顺军从长沙、浏阳假道醴陵进入江西袁州境。

    二，李自成自武昌江南进湖南巴陵。
    何腾蛟《上隆武帝疏》：
    闯逆居鄂两日，……即拔贼营而上，然其意尚欲追巨盘踞湖南耳。
    吴伟业《鹿樵纪闻》卷下：
    （闯贼）至武昌，众尚五十余万，留屯月余，欲沿（长）江走岳州，将发，忽烈风暴雨，阴霾四塞，贼由是变计从陆出咸宁、蒲圻、过通城。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
    自成（将东下，遇风雹），乃以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保安走延（咸）宁、蒲圻，沿途恣杀掠。
    吴伟业所著《鹿樵纪闻》，《绥寇纪略》，虽同其它明末典籍一样，纰谬不少，但所记进军路线，参证其他文献，验以史实，结合古今地理地形的实地考察，却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千百年来同长江平行的一条岳、武间通道。金毓黻先生为李文补充说：《纪略》纪“自成由金牛，保安走蒲圻过通城十几个字，验以地图，金牛、保安两个地方都在通山县以北，由此可以直达通山，再进至九宫山。倘从金牛、保安再经蒲圻以达通城，则道路非常迂曲。因此设想，《绥寇纪略》所说的通城是通山的误写。”这个“设想”是错误的，金老脑子里先有个“通山九官山”的先定成见，又有个大顺军离开武昌“取道九宫山进入江西’的误解，而完全忽视了大顾军的东部集结目标是以岳州府为中心的巴陵，蒲圻、通城、平江、湘阴、浏阳。后来李部郝摇旗、王进才、袁宗第十多万从武昌撤来的部众，就是在此一地区与南明何腾蛟联合的。鄂南、湘北与赣东交界处，横亘有一条崇山峻岭婉蜒南北的幕阜山脉，九宫山仅是这条山脉中通山和宁州交界的一段。保安堡属湖北鄂城县（明代的武昌县），金牛镇在保安以南，属湖北咸宁县。这两个地方都在武昌府冶附近的梁子湖的西南岸，从金牛、保安到咸宁古驿道是一条极合理又极近便的通道，如从此处南至通山则有大慕山梗阻其间，崎岖难行。并且，如欲从金牛、保安出江西，自可取最近的兴国州（今阳新）东向瑞昌，何用艰难曲折远攀通山九宫山？至若南奔巴陵，则九宫山偏远于岳武通道数百里外的荒徼东陲，不在交通线上。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三：
    （自成）遂由巴陵北境，奔入江楚界，南渐浏阳，北迄通山，东抵宁州，鸟惊兽逸，掠食千里，岳武间居民惊贼猝至，亦不知所自来。
    王夫之是南明（桂王）朝廷行人司行人，顺治四年还曾在湖南衡山南岳一带发动群众起兵抗清。《永历实录》所记十分清楚，大顺军是从武昌抵达巴陵（岳阳）以后，才分兵从巴陵北境向东扩展到江（西）楚（湖北、湖南）界（毗邻处），随又具体指出范围：“南渐浏阳，北迄通山，东抵宁州”。湖南浏阳东北的大圈山，平江东部，湖北通城东部，通山东部都同江西宁州（清代的义宁州境）交界。“东抵宁州”者，指大顺军所占区域的东限。“岳武间居民惊贼猝至”，巳明确此为李自成的进军路线，通山九宫山不在岳武通道上，偏处东陲很远。
    综上可见，当年大顺军主力撤离武昌，是沿今天京广线武昌——岳阳间的路线南进巴陵。既未沿江东进江西又回兵鄂南路过九宫山（李文治），更未从武昌取道九宫山进入江西（金毓黻）《通山县志》虽记闯军五月初四进入通山占领三个多月，那是集结岳阳后从巴陵北境东去的一支护卫集结点的游弋部队，有万人或数万人，不过是大顺军五十多万大军的一个零头。

原载《求索》1982年第1期

①《明史》卷三百九
②《明史》卷二百七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