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通城县委党史办   曾步贤

    李自成殉难通城，为《明史》、《绥寇纪略》、《了凡纲鉴》、《乾隆御批纲鉴》、《罪惟录》、《劫灰录》等诸多史籍记载。但由于少量史料对李自成遇难地有不同记述，故长期以来，成为史学界、地方志学界的多种不同观点争议、论证的热点。
    李自成殉难地的研究，并非单纯是一个地点问题，而应将其作为明末农民战争的内涵、李自成的军事指挥艺术来研究探讨。因而运用一定的军事、地理知识对当时的军事形势及史料有关李自成部队战略目的、运动方向、通过地点，特别是到达各地时间的记载进行梳辫整理，是很有必要的。也就是说，作为研究者，对军情不可不明，对地理不可不知，对时间不可不察。
    一、孙子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李自成在内乡以后的撤军路线选择上运用“以诈立，立利动”的计谋，以图造成有利于摆脱被动的军事态势。
    李自成撤离内乡、邓州后的行军路线，史料中有南下说、东进说等等。近年来，为帮助“通山说”张目，一些人力主邓州—襄阳—承天—武昌—富池口—九江的东进说，完全排除史料中有关南下说的真实性、可靠性。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众多史料的不同记载，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错误，但基本上是可信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正确综合分析、认识、运用这些资料。《明史》就采用了吴伟业比较全面的东进转南下说（按：吴伟业在记述“转”的原因及具体时间上也有一些差错。特别是在原因方面，吴伟业宥于自己本身的阶级性局限，对李自成持否定态度，把消极因素作为“转”的根本原因）。
    东进说的主要依据是阿济格的奏报。依照此说，则李自成始终未能摆脱前有南明军队堵截，后有清军追击的危险境况，总处在被动挨打地位。作为世界古代百位大军事家之一，尤其是作为一位领导农民起义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且多次在失败中崛起，最终推翻明王朝统治的农民领袖，揆之以情理，不可能心甘情愿地自取此败亡之道的。“实而备之，强而避之”，且以“利而诱之”，最终化劣为优，是一个最基本的军事常识。李自成归于失败的最终结局，是由于人力所不能制约或未能预料的猝然因素而造成的，并不是因为没有具体细致的军事部署，以至“顾头不顾尾”地盲目行动而得到的必然结果。否则，李自成也就不可能成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杰出人物。
    李自成在一六四五年正月初五撤至内乡、邓州一带时，大顺军实际控制地区只剩下了鄂豫边这块狭小且不完整的地域，承担不了作为反明抗清根据地的重任。李自成在“西北虽不定，东南讵再失之？”的思想指导下，曾提出东进汝宁（今汝南），通过淮南，直趋南京的设想。其目的是以华东地区财赋为大顺军东山再起之保障。然而在其时的军事形势下，这个设想是难以实现的。东面，多铎率领的清军“……大兵……逼淮南”（《明史·史可法传》）；北面，阿济格奉多尔衮“将流寇余孽务期剿除，以赎从前逗留之咎”（《清世祖实录》的命令，丝毫不敢懈怠地紧蹑而来。沿汝宁、淮南路运行，势必受到多、阿两军的夹击。经过顾君恩的竭力劝阻，李自成终于改变了主意。当年，李自成就是采纳顾君恩取关中，掠三边，攻山西，向京师的建议（《小腆纪年附考》），而取得推翻明王朝的胜利，因面“宠待最隆”（《钟祥县志》）。其劝阻，对李自成颇具影响力，是无可置疑的。
    孙子云：“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在顾君恩的劝阻下，李自成即使没有放弃占领华东这一财赋之区的目标，也必然作出了避免受到夹击的相应计划和部署，以最终造成于己有利的军事态势。可以断言，重新部署的战略转移路线，绝不会是阿济格在奏折中所描述的路线，因为这不仅避免不了遭到清军夹击的危险，而且其中还有一股第三方敌对势力——号称百万的南明左良玉大军的契入，使大顺军面临的情况更杂，困难更多，危险更大。
    “兵者，诡道也”。我认为，李自成在新部署中，运用了“以诈立，以利动”的计谋，因应形势，对兵力作了“以分合为变”的调整。李自成在内乡驻守了约一个半月，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周到的具体部署。
    据《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剩事》、《弘光实录钞》记载：李自成离开内乡，于二月二十日到达襄阳（按：《内乡县志》关于大顺军在三月十八日拔营而去的记载，应该是指最后一批大顺军离境时间，而不应视作李自成离境时间）。《大清历朝实录》言其欲率“湖广襄阳、承天、荆州、德安四府所属各州县原设守御兵十万”作战略转移（注：四府共有州、县四十七，每州、县各为一部，加上李自成本部，即为史料所言之四十八部）。其中，“守德安兵甚强，有纪律……（白）旺谓‘德安城坚可守’，不肯去”（《湖北通志·武备志》）。故李自成于二月戊寅（二十五）先行到达承天（《钟祥县志》载：“乙酉二月，闯逆南奔”）。后来，白旺因军令“强之始行，急追自成”与之合兵，四十八部齐集。于三月初九“东窜汉沔”至沙湖地区，在荆河口（今新滩口）击败左良玉军马进忠、王允成部，突然横渡长江，到达嘉鱼牌州，东过江夏县至保安，摆出东进架势。
    《逆闯伏诛疏》称李自成“居鄂两日”，并不是说李自成进武昌城住了两天，因为左良玉军到三月二十三日才撤出武昌（据《清世祖实录》，李自成是进不去的。袁继咸在乙酉著《浔阳纪事》中说：“闯避重兵，必不趋武”便是明证。这两天指的是李自成率部通过江夏境所用的时间（按：江夏县治设于夏口，夏口古称鄂渚，在武昌城内，故极易将两者混淆为一者。从嘉鱼牌州往东横过江夏至保安约100公里，基本上是两天的路程。）
    其先，袁继咸以为李自成将从蕲春、黄梅东进，即率军赴援蕲春，与左良玉互为呼应，试图防堵。不料李自成却避实击虚，突然渡江，并派出白旺佯动至兴国州，进一步加强东进态势，自己则率兵走金牛、咸宁过蒲圻，造成“武岳大震”。
    何腾蛟认为李自成“欲追臣盘踞湖南”（按：何腾蛟当时尚在左军中，其奏疏为一年后所写，故有“追臣”等与时间不符之说），“即飞檄道臣傅上瑞、章旷，推官赵廷璧、姚继舜，咸宁知县陈鹤龄等联络乡勇以待”（《逆闯伏诛疏》）。“追臣”之说无论确否，大顺军在途中不断遭地主武装骚扰确是事实。如金牛镇的吴孟长，咸宁贺胜的王晔父子、蒋师洞的地方乡团和蒲圻的李侍义等等（分别见《武昌县志》、《咸宁县地名志》、《蒲圻县志》）。
    李自成到达蒲圻的时间，据《蒲圻县志》关于“闯贼寇蒲，盘踞乡市，积三阅月……五月国朝王师临楚，六月委官至蒲”的记载推算，最迟也有三月中旬。袁继咸获知此讯，“自统副将汪硕画、李士元等援袁州（宜春）”，又“闻良玉反，复还九江，与良玉会”。由此可见，李自成渡江走保安、金牛、咸宁、蒲圻的时间早于左玉良退出武昌的时间，确证李自成未入武昌。
    从此，李自成从清军的追击视野中消失，正如《纪灭闯献二贼事》所言：“豫楚之间 ，所至皆贼，而独不得自成所在”。李自成基本上达到了对敌人隐蔽自己意图的目的，制造有利于己的形势的目标取得了初步成功。
    白旺在兴国州打击柯、陈两姓地主武装后（《湖北通志》），也兵锋一转，“驰至南（昌）瑞（州）之间”（《永历实录·金王李陈列传》）。
    这次行动，就是王夫之在《永历实录》中记述的“临江求渡”，“武岳间居民惊贼猝至，亦不知自来”，“鸟惊兽逸”，“李自成渡江，入无人之境。”袁继咸称此次行动为“下走蕲黄，上犯荆岳。”
    二、《三十六计》敌战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李自成“声言欲取南京”，却“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突然渡江，由蒲圻进入通城。
    白旺、刘宗敏两部的军事行动，是李自成“声言欲取南京”一明修栈道的部分。
    刘宗敏坚守内乡，为李自成的南渡长江提供了一定的后卫保障。包括李自成两位叔父及大批将领家属在内的老营随刘宗敏留守（注：在李自成的作战史上，弃置老营的现象并不鲜见，潼关突围时即为一例），一是为了紧紧吸引敌方的注意力，“形之，敌必从之”；二则是有利渡江部队的轻装前进。同时也期待与李过、高一功部的会师，保住荆襄根据地。当李自成暗渡陈仓进入其预定地区后，李、高部尚未能到达，而阿济格部正奔内乡、邓州，刘宗敏遂于三月十八日从内乡拔营而去。且战且退到武昌后，大张旗鼓地改江夏为瑞符、铸永昌钱（大顺军已无根据地，永昌钱向何处用？），干此等于行军作战毫无裨益之事，不过是虚张声势，进一步制造李自成仍在军中的假象，牢牢地把清军的注意力引向己方，以保障李自成在江南的安全。
    刘宗敏还承担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制造、寻找阿、左军两军交战，自己则行金蝉脱壳之计而求保全的机会。刘部自撤出内乡后，与阿部始终保持若即若离之势，直奔武昌，便是证明之一；驻武昌孤城一月之久，以待阿部大军，便是证明之二；武昌一战即走，水陆并进九江，便是证明之三；选择在距九江四十里之处弃舟登陆，便是证明之四。假若左军一直坚守武昌，刘部可能会沿白旺路线撤去。左军的撤去，使刘宗每唯有继续诱阿东进，才能达到目的。但是，战事瞬息万变，由于出现左良玉的死亡，左军的混乱，大顺军士气的低落，老营的拖累，阿军掩击速度的快捷等等人力不可制约的情况变化，造成了该一部署的失败。刘宗敏的被俘，以及军师宋献策、将领左光先的降清，最终造成了这路大顺军的溃散。
    至于白旺部驰至南昌、瑞州（今高安）一带，除先期负有惑敌的任务外，其后期的任务，主要是策应刘宗敏部的撤退，同时牵制南明金声恒等部队，减少李自成的东部威胁。就白旺部所驻位置来看，如李自成通过通城、宁州东进，则可成为其先锋部队。白旺部的纪律性、战斗力甚强，且一直未与清军对仗，损失较小，相对大顺军其他部，堪称生力军，故能孤军深入重地，能担负多重重任，也是不足为奇的。
    李自成在悉知东进诱敌部队的失败后，于五月沿古驿道过蒲圻、通城、崇阳、临湘交界的药姑山，进入湘、鄂、赣三省五县交界的通城（据《蒲圻县志》、《通城县志》、《延陵堂吴氏宗谱·沙坪门序》），延续其暗渡陈仓的计划。
    三百年后，八路军120师359旅由大别山挺进湘粤，也是横渡长江到通城，建立通城、崇阳抗日根据地后沿湘赣边南进的（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
    三、曾国藩说：“欲保长沙，必得九岭。”通城为军事地理上所称之“通”形之地，历史上有众多的南下、东进战例。李自成进入通城，得进退自由地利。
    李自成遇难二百多年后，湘军将领曾国藩部署“征剿”太平军时说：“欲保长沙，必得九岭。”九岭为通城进入湘北平江的咽喉险隘。通城边界上的这种险隘要道还有西界巴陵的雁门关、保定关，南界平江的天岳关，东界宁州的南楼岭。通城整个地形为东、南、西三面以高山屏障，北面敞开的半盆地，即军事地理上所称的“通”形之地。曾国藩的话，是在总结了历史上众多战例经验后得出的结论，说明了通城在军事地理位置上的重要。纵观太平军西征史，即可明了这一点。
    历史上不泛从通城南下、东进的战例。三国时，荆州刘表从子刘磐“为寇于艾西”（宁州西），盘踞黄龙山秋池（在县东），吴太史兹于幕阜山连营以拒（见《三国志·吴志》）。晋时，义阳蛮张昌为镇南将军刘友谊战败于竟陵（天门，明属德安府，清属安陆府），南遁至下隽（通城、崇阳两县地），被陶侃追杀于清水（在今通城县东。见《资治通鉴·晋纪七》）。唐代，黄巢由鄂州东进，在通城消灭廖姓（居通城九宫山之族）地主武装于走马岭至七里山（今关刀镇至麦市镇，均在县东，为入赣通道）一线（见《通城县志》、《武威堂廖氏宗谱》）。五代后，后周南面行营都统营中书令王逵戟南唐，攻下长山寨（今名天岳关，在县东。见《资治通鉴·后周纪三》）。宋代岳飞征杨幺，以通城为必经、必守之地（见《通城县志》）。元末徐寿辉部去江西，大军经通城（“统军元帅府”大印在清水出土）。明末张献忠由武昌西征经过通城，在桂家大屋（在县西）消灭地主武装，由楚门界入巴陵（天水堂桂氏宗谱）。
    李自成进军通城，深得地理之利。主要有：
    1、通城、巴陵一带在崇祯十六年经张献忠的大西军“扫荡”以后，已经没有南明势力，甚至连地方官吏都没有，是一块军事真空之地。“行于无人之地”，则“行千里而不劳”。
    2、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李自成千里流动作战，最重要的是必须有军需保障。但大顺军失去了后方，也就失去了保障。因此，唯有“因粮于敌”一途。而洞庭湖地区就有保证“军食可足”的条件。俗言：洞庭稔，则湖南丰；湖南稔，则天下足。由通城西至巴陵，仅有数十里之隔，通达快捷。南明总督何腾蛟离开左良玉军后，就是由崇阳间道通城人湘的（见蒙正发《三湘从事录》、《京兆堂黎氏宗谱》）。
    3、高夫人与李过率领的西路军此时正向荆襄地区退却，李自成驻通城可尽快与之取得联络，便于两军会师，重振军势。
    4、通城东连宁州，除南楼岭险隘以外，基本上是坦荡通途，由此而向南昌十分便捷。李自成若要继续东进，也可以此为出发地。此道虽较沿江东进距离要远，但军事阻力却小得多，正所谓“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清咸丰五年，石达开太平军东进，在通城歼灭护理县事熊绣、平江拔贡李元浚兄弟所部后，走宁州，成功地进行了宁州伏击战。继而攻下袁州、上高、樟树等八府五十余州县，从根本上动摇、打破了清军对天京（南京）的包围，可为例证。《药都樟树》记樟树药业向鄂南辐射时，也注明了同样的一条路线，可证这条路线的方便、通畅。
    5、通城在汉属长沙国，三国时属吴，历为屯兵之所（见《通城县志》）。控制通城，对岳州、蒲圻威胁甚大。咸丰六年，石达开与湘军战于袁州、万载，以何名标占据通城，阵斩湘军将领江忠济，断绝湘军粮道（见新编《通城县志》）。北伐时期，第四军攻占平江、通城，造成北洋军阀全线溃退，自动放弃岳阳、蒲圻。第四军由通城直插蒲圻，打响汀泗桥战役（见郭沫若《革命春秋》）。郭沫若称此路线为“弦线”。由此可见，通城在湘鄂赣边处于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
    四、孙子云：“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李自成率部抵通城后，即分兵三路占领通城东、南、西三面险隘。由于事出不测，李自成在九宫山被村民以耙耜杀害。李延率兵复仇，灭姜家寨一村而去。
    五月初，李自成进入通城，即分遣人马占据各高阳之地。右路：刘宗尧等部出尖山，迳抵通、岳边界的石人洞一带，占据界巴陵之永安、清福碉卡和雁门关。《兴贤堂李氏宗谱》卷五十一中载顺治三年六月的一篇《祷文》记“李自成搜山”，抓去他们的子弟。据《巴陵县志》载：“一只虎”引兵由通城入巴陵“屠洗乡村，所至为墟”。其羽翼王进才尤惨酷，临湘、华容二县（均在通城县西）搜杀与巴陵略同。左路：吴汝义部走塘湖，在薄刀仑辟山开路（见《通城县志》），在南兴一甲（在县东、今陈段村附近）征集粮草，打击吴姓地主武装，使之“幼被掳去，老壮十亡其半”（见乾隆丁丑《延陵堂吴氏宗谱》卷首《南兴一甲分序》），向宁州进发。据《修水县志》记载：清顺治二年五月，李自成部数万由湖北通城经麦市攻入宁州内。修水县在嘉庆十七年修《沈氏宗谱》卷首《曾祖沈公三益传》也有相应的记述。据《平江县志》记载，这支部队的部分人马占据平江东乡的黄龙、幕阜、东阳诸山，田见秀据平江中洞。平江唐良玺在顺治五年已丑撰《幕阜岩楼记》云：“乙酉之岁，闯南遁，余党蹂躏乡邑，予挈家匿岩穴……东望故园……时有寇掠往来”。中路：李自成亲率，走栗坪，出石南，分刘体纯、郝摇旗、牛有勇走五斗岭、陈谷、白米，入平江北乡（见《平江县志》）攻破张家坡（在通城县中段南界外）李魁南寨（见平江《大同李氏宗谱》）。后来，刘体纯、郝摇旗就抚于湘阴（与平江毗邻），牛有勇就抚于新墙（与通城县西交界，属岳阳，《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记：新墙，有官路二条岐入湖北通城）。
    大顺军在通城的分部行军路线，与1940年侵华日军由蒲圻、咸宁出发，翻过药姑山，翻过药姑山，经通城进攻湖南平江和岳阳的月田、新墙，掠过修水东部地区的路线基本相同。
    李自成所率部，在县城南马鞍山驻守。约在五月下旬（上竽头堤季节），李自成留李延守马鞍山寨，自率二十余骑登九宫山。《绥寇纪略》等书记李自成入玄帝庙，伏谒帝象。我认为入庙谒帝为其表，察地形，观屯处为其实（《国寿录》亦持是说）。因为通城九宫山虽然仅高三百余米，但它紧靠锡山，南面紧连阳台尖、黄鹤山，是北控县城，西控入湘通道，东控入赣通道的制高点，是重要的军事防御阵地。清咸丰间、抗战期间，这里曾是双方军队争夺、设防之地。李自成上九宫山，有可能是作地形考察，他只带二十余骑相从，且止从骑于山下，是因为当时整个通城都在大顺军控制之下，安全系数很大。结果事出意外，李自成为乡民误杀。
    李自成被杀的经过，通城有两种传说，一种说庙中道姑之父是明朝官吏，早年被大顺军杀死，道姑在乳母携带下避难通城，寄生庙中，并从乳母口中知悉李自成的相貌，长大后出家。此日认出李自成，趁其在山坡上小憩时，即呼姜家村民杀贼。此时正值姜家结寨自守，村民闻呼即至，自成遂遇害。另一种说法是，姜氏兄弟从地里收工回家，看见一身材高大之人寐于林下，疑其为窃贼，遂以耙耜碎其首。后知其为闯王，急遁寨中。
    何腾蛟在《逆闯伏诛疏》中说：关于李自成的死信，不仅来自李的旧部，而且还来自“臣旧治之子衿氓隶”。这些“子衿氓隶”就是崇阳县蒙正发与南明崇阳县令李方曾所率之乡勇及通城黎时生等人（见《京兆堂黎氏宗谱》）。这些人证实了李自成死于九宫山，这座九宫山也就在通城。
    李自成遇害后，其侄李延立即率部从马鞍山到姜家畈（今续这畈，在九宫山下），屠姜家寨一村，畈间河水为赤，故后人呼河上桥为红桥（今九宫路中园艺桥）。姜家修谱人姜道应证实说：“姜家是大族，被杀了一千多丁。”《雁门堂续氏宗谱》有相应的记载。另外还烧毁了玄帝庙，据传，大顺军知县汪一位在毁庙处勒石记其事。在李自成土坟附近，也有封建文人镌联于石柱云：“罗公丹灶，闯贼荒茔”。
    李延安葬李自成后，也领兵东去，经阁壁金家，烧毁金轮寺。《彭城堂金氏宗谱》中载金瑯伟（生于崇祯十二年）于康熙五十五年所撰谱序记：“……李延、李自成流寇猖狂，其烧毁民居也不殊秦火之虐焰，凡吾族之谱牒与必谅公之绣衣、诰敕，藏于金轮寺之天棚者，尽为煨烬。”继进宁州，“直扑州城，后从宁州布甲前往通山”（见《修水县志》）。
    《永历实录》卷十三记自成“奔入江楚界，南渐浏阳，东抵宁州，北迄通山”。所谓江（西）楚（湘、鄂）界，即为通城。通城县三省毗邻地，“东连幕阜黄龙之奇，西挹衡岳洞庭之胜”（《湖广通志》），自春秋之际即有吴头（赣西地）楚尾（湘、鄂、边）之称，黄龙山上至今保留有“吴楚界碑”。浏阳县在通城正南（中隔平江），通山县在通城东北（中隔崇阳。《崇阳县志》有“闯贼百万人崇”和大顺军在崇、通边界的梓木港打击苏幼男、苏少男地方乡团的记载），宁州在通城正东。大顺军以通城为基点分兵四出，也说明了李自的指挥位置确在通城。正史记载李自成殉难通城，是毋庸置颖的。

 1997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