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时忠 曾步贤 李英生 胡正民
据清初吴伟业所著《绥寇纪略》和《明史》等书记载：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三百多年来，史学界虽有一些不同的争议，但这种说法一直占有主导地位。1955年，通城县人民政府根据政务院和省政府的指示，在离县城二华里的九宫山北原李自成墓址上重修了李自成之墓，郭沐若同志和王任重同志亲自为墓碑题了词。墓成后，有位通山县的同志向《历史教学》编辑部提出了质疑。该刊在请专家作问题解答时，认为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次年，郭老发了一个声明，宣布注销他的题词。1964年，《历史教学》又发表了专文进一步论证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从此，李自成死于通山说占了上风，而通城说便“埋名隐姓”了。
否认通城说的文章，其依据概括起来有三条：（一）通城并无九宫山。（二）从李自成的撤军路线分析，李自成从未到过通城。（三）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在《通山县志》、《程氏宗谱》中均有记载；而顺治《通城县志》则未提及李自成死于通城。
这三条理由能不能成立呢？我们因重修《通城县志》的需要，对此进行了一些考证，现将我们初步考证的情况公布于世，以求教于史学界的广大学者，并望引起争鸣。
通城确有九宫山
持通山说的同志为了反证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作了通城没有九宫山的“结论”。他们的主要论据是：明正统年间敕修的《大清一统志》，以及魏源的《圣武记》、蒋氏《东华录》、赵尔巽的《清史稿·地理志》也均载九宫山属通山县。《明史·地理志》有通山九宫山，通城仅南有锡山，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也记九宫山属通山，而在通城县下则未提有九宫山。
我们认为，这些考证并不准确。事实是通山和通城皆有九宫山，通城九宫山在县城南约五华里处桃源洞之北，西南与锡山高峰一脉相连，标高三百五十五米，这在历史是有记载的。《德义堂段氏宗谱》载：“必清字守滨，号卷南。生建文四年辛巳十二月十三亥时，殁于成化三年丁亥七月二十一酉时。葬锡山石皮岭下九宫山前上首左边刘家咀石石郭内，癸山丁向。”段氏修谱时间为崇祯庚午三年（1630），比李自成之死早15年。这一记载表明，至迟在明代晚期，通城已有“九宫山”的名称，而决非“由通山九宫山附会而得名”。又光绪十八年《湖北舆地记》：“桃源洞之西北曰桐陂山，又北曰锡山，……又西曰柳家山，又北曰九宫山。”经我们实地考察，此书所载完全正确。又同治六年所修《通城县志》卷三：“九宫山，白沙图，锡山东支，一名罗公山。”这清楚地说明了九宫山的行政归属。同时，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九宫山为正名，罗公山为别名，并不象1956年否认通城说的某些同志所说的那样：“通城的罗公山，恰巧别号九宫山，这是冒名顶替的契机。”
这里有一个传说：真人罗思远曾在九宫山修道炼丹，因此“九宫山”又名“罗公山”。我们翻阅《甲甲朝小记》，发现罗思远是唐代通城人，说明这种传说有时也是能同史籍互相印证的。
1984年5月，在九宫山遗址东侧，发现“九宫界碑”一块，上刻立碑时间为“乾隆甲子”，即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仅比《明史》刊行晚五年。这是不可否认的铁证。
《绥寇纪略》卷九：“通城有九公（宫）山，一名罗公山，山有元（玄）帝庙。”这里明确指出了九宫山又名罗公山，故我们不应把这两个山名的称谓割裂开来。
有的同志会问，通城既有九宫山，那为何象《明史·地理志》、《清史稿·地理志》等书未予记载？这是因为通城九宫山仅高三百五十五米，系“锡山”的一个支脉，只载锡山，不记九宫山，并不等于九宫山就不存在了。它不能跻身于正史地理志所载的名山行列，如同全国有许多小地名不见于正史地理志一样，不足为奇。
总之，通城有九宫山。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我们不能不经调查研究，就一口咬定“通城无九宫山”。
李自成及其大顺军是蒲圻进通城的
过去在讨论李自成死地问题时，一部分否认通城九宫山说的同志认为：李自成领兵东进，并没有到过通城。这种看法也是与事实不符的。
据《绥寇纪略》及《刼灰录》载，大顺军四月二十四日离武昌后，由保安、金牛向咸宁、蒲圻撤退。这一历史事实，在其他许多史籍中都有记载。如抱阳生《甲申朝小记》二编卷五：“夏四月，自成由金牛堡、保安、走咸宁、蒲圻。”光绪十一年《武昌县志》卷八：“流贼李自成至武昌，谋夺舟南下，改由金牛、保安，走咸宁、蒲圻过通城。”同书卷十七：“吴孟长，马七里人①，同族七人：正宸、若水、复雅、如驹、如陵、士昌、士朴皆以气节重……乙酉，闯贼肆掠，士昌揩(偕)如陵、如朴率众堵御，战捷。贼复由保安②来袭，士昌侦知之，乃拆桥，水涨，贼不前，遂退。诘朝贼巡哨至，乡兵迎之，士昌为后援，及黄龙桥③，贼麇至，士昌力战，杀贼无数，知众寡不敌，与如陵、士朴投水死。”光绪《咸宁县志》卷八：“咸（宁）非用武之地也……用武者，恒必由之。明季流寇往来……闯贼亦恣蹂躏。”
李自成部队进入咸宁东北边境的辋山（贺胜南五里）后，遭到王晔父子的阻击，继达咸宁县城附近的旗鼓恼驻扎（今旗鼓大队）。其时，“竖纛旗于左山，摆战鼓于右山④”，出旗鼓恼西南，攻地方乡团于蒋师洞（今咸、蒲边界之汀泗桥龙潭乡），继扎营于立寨下（今花纹公社东北部）。
李自成由立寨下拔营进入了蒲圻县境。乾隆《蒲圻县志》载：“顺治二年，闯贼寇蒲，盘踞乡市，积三阅月，烧杀殆尽。”在蒲圻大田畈，李自成部曾遭到李侍义地主武装的袭击。同书又曰：“李侍义，门已之裔，沉静有智略。……顺治乙酉闯贼掠邑，侍率乡勇逆战于大连（田）畈。贼溃走，生擒数人，磔示之于花路亭。”
李自成军在大田畈受阻后，“散渡临湘河而南”（临湘河，即临、蒲界河，正名蟠河），到达该河发源地十字坡⑤，于是出现了“闯兵”驻通城和“闯贼百万人崇”的情况。
同治《崇阳县志》卷八：“陈效源，居方山下。顺治乙酉，闯贼窜崇，分党至山村。”又载：“苏少男、幼男兄弟，居梓木港，……乙酉秋，率乡人御闯贼。据此可知，大顺军在十字坡分遣一部入崇阳，经过方山洞、梓木港，后与通城境内的左路会师于通城灵芝至大溪一带，转战通城东而南进入宁州。”
除分遣入崇阳的一部外，李自成军的大部进入通城，大部队到达药姑山（此与药姑山下的东冲，桂家大屋一带流传“李自成自药姑山下来”的说法相一致）后，在马颈又兵分三路：
右路——刘宗尧等部出尖山，迳抵通、岳边界之石人洞。据《兴贤堂李氏家谱》卷五十一所载顺治三年六月的一篇《祷文》云：“乙酉年七月十五，陡遭房毒。引李自成兵搜山，掳去独儿李杜。”李自成殉难后，这支部分“由通城入巴陵，……屠洗乡村”，“临（湘）、华（容）二县搜杀与巴陵略同” ⑥。（光绪《巴陵县志》卷二十）这些记载清楚地说明了该路部队从药姑山到石入洞再入巴陵的路线。
左路——吴汝义部在七月“据黄龙、幕阜、东阳诸山”，人平江东乡⑦。《延陵堂吴氏宗谱》也有关于这一路的记载。
中路——李自成亲率一部走栗坪，出石南，又分刘体纯部走五斗岭、陈谷、白米、程凤，进入与中段近邻的平江冬塔，攻破张家坡李魁南寨⑧。同治《平江县志》卷三十七载：“刘体纯自武昌入县北。”这正说明上述路线不谬，因通城是由武昌、蒲圻入平江北乡的必经之路。
接着，李自成进至樊店，活跃在通城县城附近。后来，李自成在玄帝庙附近遇害（传时为上芋头堤的季节），留下千古遗恨。
总括上述，不难看出：当时大顺军已控制通城全县，所谓“合邑居室，尽为兵室”，及清廷“安官三次”，竟遭“三逐” ⑨，即其证。况且上述路线与史载大顺军余部后来集结于湖南一带的情况，是完全合榫的。
有些持通山说的同志感到李自成自武昌东进江、皖，后败退通山的观点有许多问题，因此放弃了此说。但由于先存有一个李自成去通山九宫山的成见，他们又千方百计寻找李自成去通山的依据。现以最近问世的有代表性的柳义南同志《李自成纪年附考》的说法为例。
柳义南同志对农民战争的不少史实做出过正确的论断，他也不同意李自成部队由武昌东进九江转入通山的观点，认为李自成最终是南下了。但他被“通山说”所束缚又作了以下不正确的论述：“五月初四日，李自成率大顺军离金牛、保安，进入通山九宫山。”其根据是什么呢？他说：“大顺军是四月二十四日撤退武昌，他被清军追至九江时，为四月二十七日，于是他便迂道金牛而于五月初四日进入通山县，在时间上是符合的，而且又是互相衔接的。”又说：“又如乾隆《蒲圻县志》卷八载云：乙酉闯贼来……待（即李侍义）率乡勇逆战于大田畈，贼……屯黄茅山、杨林诸处。”“按大畈是在金牛与通山之间。此条资料，亦可作为大顺军由金牛进入通山境内的一旁证。”
柳义南同志的第一个论证不仅没有讲明由九江返保安，迂道何处，而且没有指出“时间”、“符合”、“衔接”的根据是什么？是史料为据，还是以路对比时间而来？不得而知。
至于《蒲圻县志》的记载，我们想提醒一下：它记的是蒲圻县事，而不是通山县事。在鄂南，地名相同的很多。如蒲圻与通山都有 “大田畈”，皆有⑩“杨林”。据《蒲圻县志》，发生战斗的杨林、大田畈附近还有黄茅山、花路亭，这些地名通山是没有的。尤其是渡临湘河南行，更不可能发生在与湖南无边界相接的通山。所以，我们认为，这里的大田畈（柳文作大畈）不是金牛通山间的大畈，而是蒲圻县西南的大田畈。因此，这段记载不仅不能说明李自成去了通山，而且恰恰证明了李自成所率大顺军由蒲圻大田畈进入通城。
李自成殉难地点是通城九宫山
我们认为李自成死在通城九宫山一带。
南明总督何腾蛟向唐王（隆武）的第二次奏疏提供了比较直接的重要史料，奏疏说李自成于顺治二年死在九宫山，当时李自成带领二十八骑登山，“不意伏兵（乡勇，指地主武装）四起，截于乱刃之下。”但奏疏未指明此九宫山是在通城还是在通山。
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有人认为何腾蛟奏疏中的九宫山是通山九宫山。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何腾蛟在他的奏疏中说：李自成“欲追臣盘踞湖南耳。”登九宫山是“为窥伺计”，说明李自成是南下了而不是东进。既然不曾东进，李自成怎么到通山九宫山去呢？此其一。何腾蛟奏疏中又说：“抚刘体仁、郝摇旗于湘阴，抚袁宗第、蔺养臣于长沙，抚王进才、牛有勇于新墙。”《明史·何腾蛟传》亦云：“李自成毙于九宫山，其将刘体仁、郝摇旗等以众无主，议归腾蛟，率四、五万人骤人湘阴，距长沙百余里。”李自成在九宫山殉难后，其部将入湘阴，说明九宫山就在湘阴县不远。通城和通山比较，通城更近。此其二。上引《巴陵县志》和同治《平江县志》明确地说王进才、刘体仁由通城入巴陵、平江这一记载同何的奏疏正合。此其三。顺治二年十月，与南明崇阳县令李方曾率乡勇由通城去湖南的崇阳诸生蒙正发，在他的《三湘从事录》中也记载：李自成死于九宫山村民之手。崇阳与通城相邻，其时蒙正发又到过通城，其记当然可信。此其四。
综上四点，可见何腾蛟奏疏中所说的九宫山，根本不是通山九宫山，而是通城九宫山。
通城邻近的湖南各县县志也反映了李自成死于通城的问题。如《临湘县志》、《巴陵县志》、《平江县志》等，都没有提到李自成的名字。同治《临湘县志》仅有大顺军将领王进才诸入进入临湘县的记载；同治《平江县志》仅有刘体仁、吴汝义进入平江的记载。我们认为，这是李自成死于通城的反证。
吴伟业在《绥冠纪略》里记载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的玄帝庙里。他描述的李自成死状，系得之传闻，含有迷信色彩，如说李自成让二十骑留在山下，“自以单骑登山，人庙见帝像，伏谒若有物击之者，不能起”，以致被“村人”杀害。此与何腾蛟奏疏的说法有所不同，但他明确指出李自成到达通城九宫山事，是值得重视的。因为从蒲圻进入通城，一般人不会知道有古驿道可通，在多数地图上都没有描出。他甚至连山有元帝庙也说得准确无误。九宫山一名罗公山也说得一清二楚。如果吴伟业对此事没有作过一番苦心求证，是无法说清楚的。
为了证实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而非通山九宫山，我们还有以下几点说明：
（一）大顺军在通城的惩凶活动说明了什么。
当通山说盛行的时候，有些同志提出一个问题：李自成既死在通山九宫山为什么不见大顺军在通山对凶手有什么镇压行动？这人问题提得好。大顺军的领袖被人杀害了，焉有不抓凶手之理？但是，《通山县志》和《程氏宗谱》都不见有这样的记载。所谓“杀人凶手”程家从明代到现在一直安然无恙。这不能不叫人感到奇怪。相反，李自成在通城被害后，大顺军却采取了镇压凶手的行动。
据同治《通城县志·兵事》记载：李自民被地主武装杀害后，“其侄李过勒兵夺其尸，结草为首，以衮冕葬于罗公山下，灭一村而去。”比这条材料较为具体的是《雁门堂续氏宗谱》，它述说续家举族迁居姜家畈的经过，姜家畈原住很多姜姓人，后来人烟绝迹，原因是李自成在通城九宫山被姜姓两兄弟所误杀，农民军前来惩凶，“姜家被杀一千多丁，只有几十人逃到洋司洞毛家岭（今平湖乡一带），在那里落业。”至今在通城九宫山附近居住的续、廖、姚等姓老百姓中，仍然流传这种说法。
（二）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不仅事实不对，且情理不合。
李自成不可能去通山在上面已经论述，这里简略地从通山九宫山地理位置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通山九宫山地处通山东南，距县城一百二十华里。传为李自成死地的牛迹岭，距九宫山尚有数十里之谣。据实地考察，牛迹岭在九宫山与太阳山之间，而距太阳山更近，实属太阳山。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的说法，在地名上是矛盾的。持通山说者，把牛迹岭称为九宫山余脉。从九宫山、太阳山过江西，山高岭陡，连羊肠小道都很难寻找，试问有几十万众的大顺军怎么会从这里通过呢？再则通山九宫山远较通城九宫山偏僻、高峻，往返决非轻易办到，李自成怎么可能远离大军而单骑登山呢？
通城九宫山高仅三百多米，离县城只有五里之隔，大顺军在通城县城及附近地方都有驻军，李自成在这里随时都可以登山的。
（三）顺治《通城县志》是否记载李自成之死的问题。
五十年代，有人提出：李自成既死于通城九宫山，为什么顺治《通城县志》不作记载？并以此作为李自成没有死于通城的佐证。据我们了解，该《志》早已失传，其中是否记载了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一事，谁也不能肯定。我们今天见到的只有康熙十年的《增刊》，因此不能以此作为论证的依据。
（四）李延、李岩和李自成并非一个人。
通山县有一乘《世忠堂程氏宗谱》，记载程九百“于顺治元年甲申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有人认为，《宗谱》中的顺治元年甲申系顺治二年乙酉之娱。又因“延”与“岩”系“二字一音之转”，故“李延是李岩之误”。而李岩早被牛金星所害，且当地人只知有李岩，不知有李自成，所以“李延实李自成之误”，在这个牵强附会、转弯抹角的“考证”后面，便得出了与历史事实完全相悖的结论：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通山县志》则直接认为程九伯杀的是李自成，将李自成埋于牛迹岭，其材料与《程氏宗谱》同源。我们认为，这种“考证”是不符合事实的，李延不是李岩，更不是李自成。
在普通话里，“延”与“岩”均读“yán”,”二字一音”。但在鄂南方言中，二字的读音则大相径庭：“延”的读音与普通话同声、韵，不同的是读平声；“岩”的读音与普通话的声、韵均不同，读“ngai”。鄂南人所修程氏家谱，无论一人讲一人写，还是一人读一人刻，都不会将“延”误成“岩”。将“二字一音之转”的考证用于鄂南方言，显然是错误的。
大顺军确有李延其人。这不仅见之于《程氏宗谱》，而且在金郎伟（生于崇祯十二年）于康熙五十五年撰写的通城《彭城堂金氏宗谱》的序中亦有记述：“自崇祯国运倾颓……又有李延、李自成流寇猖狂。”此处把李延、李自成并列，可见李延并非李自成。
我们对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的考证工作，只是进行了有限的一段，大量的史料收集和物证调查还在继续进行。我们相信，在各地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会取得新的成果的。
（本文为第一次全国明末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交流论文，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河北史学会通讯》1985年第2期、《咸宁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
注：①在金牛镇西北约五里处。
②在金牛镇东北约30-50里处。
③在金牛镇。
④见《咸宁地名志》4-2/412页。
⑤见1934年商务版《蒲圻县图》。
⑥见光绪《巴陵县志》卷二十。
⑦见同治《平江县志》卷三十七。
⑧平江《大同李氏宗谱》。
⑨《延陵堂吴氏宗谱》